黄老并称:清净贵无之道与仙道汉初

黄老并称:清净贵无之道与仙道

汉初,鉴于秦以苛政速亡的教训与易代之际的民生艰难,推重黄老之学,奉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无为而治”的思想渊源,可上溯《老子》“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之说,而上古圣王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正是身体力行此无为之道的代表。道家对黄帝的尊崇,是循顺世俗大众“尊古而贱今”(《淮南子•修务训》)的心理,主动引黄帝入自家学说与老子共为鼻祖。汉初道家托名黄老,兼采诸家之长而“与时迁从,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司马谈道教思想融进儒家思想始于,《论六家要旨》),黄老之学一时大盛。

黄老并称:清净贵无之道与仙道汉初

黄老并称的深切意义,在于以老子为代表的清净贵无之道与以黄帝为旗帜的术数、方技之道的结合。《汉书•艺文志》中,提名老子之著作只见于道家类,而提名黄帝之作则多见于术数、方技两略。术数、方技类作品所托名之黄帝,是超越世俗存在的神仙代表。而反映黄帝由世间王者向超世间仙人之转化,则以《庄子•在宥》篇演述黄帝于崆峒问道于广成子的故事为标志,呼应于《庄子•大宗师》所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黄帝得之,以登云天”。《在宥》篇有关黄帝问道于广成得其所授“守一”长生之术的记述,是道家思想与神仙化的黄帝形象的结合典范。这种结合,贯通了清静贵无之道与修仙之道,从而使道家的宗教化得以可能。

伴随道家宗教化进程的深入,神仙化的黄帝(与广成子)促成了老子形象在东汉的全面神仙化。《后汉书·楚王英传》载东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及至汉末,桓帝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后汉书·襄楷传》),“祠黄老于濯搪宫”(《后汉书·桓帝纪》),都是将黄老作为神仙而祭祀。桓帝多次遣人去苦县祭祀老子,于延熹八年(165年)命边邵作《老子铭》,其中言“世之好道者”,“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谶,(升)降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旁。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渡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此类“好道者”之思想,正呼应于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所作的《老子圣母碑》:“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系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

此神仙形象,比之《在宥》篇中的广成子,又更有过之。

黄老并称:清净贵无之道与仙道汉初

黄老的共同神仙化,催生了以之为最高神灵代表的黄老道信仰,这是道教的雏形。葛洪在《抱朴子》中,对应于儒家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将此信仰概述为“祖述黄老,宪章玄虚”。

道术与道教

1)张道陵与天师道

前后汉交替之际,方士改称道士,道士之名固定下来流传至今。东汉明帝以来,佛教渐有传入中国之迹象。道家思想的演进加以外来宗教的刺激,道士之宗教意识遂萌发勃兴。

张陵,世称张道陵,原籍沛国丰县,本是太学诸生,博通五经,汉明帝时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任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令。后隐居洛阳北邙山,修习长生之道。闻蜀人纯厚,易于教化,而巴蜀之地流行瘴气致人病困黄老并称:清净贵无之道与仙道汉初,适于以符箓化解疗治,乃与弟子入蜀,居鹄鸣山(后称鹤鸣山)中。汉顺帝时,张道陵于此创正一盟威道,奉老子为教主,尊号“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道民所习之经典,造道书二十四篇,以鹄鸣山为中心设二十四治为传道基地。因信受此道者须出五斗米,而被称作五斗米道。由于道陵自称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故此教又称作天师道。

黄老并称:清净贵无之道与仙道汉初

道陵死后(从道教角度为飞升),其子张衡、其孙张鲁以天师身份继其事业,值汉末大乱,张鲁占据东川汉中之地,施行体现天师道精神的政教合一之治,以受道者为祭酒分领民众,教民以诚信不欺,有病自首其过,于义舍设义米肉,行者可量腹取足,犯法者三原然后行刑,不设长史而以祭酒管理地方政务(《三国志·张鲁传》)。陈寿称其“以鬼道教民”,显是出于将张道陵一系视作“假道为骗”之术士的偏见,不过也反映出天师道以符箓章蘸之宗教仪式为主的事实。符箓之道及其所对应的爙灾治病、祈福报功、驱神役鬼之事,带有明显的巫祝杂术的特征,在道家内部也往往被视作形而下的手段而未必以为高明,于正统儒家则纯被归于“怪力乱神”一流。但因其能以保全民众于乱世而不失德化之教,从者甚重,“民、夷信向之”。

张鲁审时度势,归降曹操,其身封侯。而天师道也因而流行于全国。有晋一代信奉天师道者甚多,其中不乏世家大族子弟与高明才智之士。王羲之即世奉天师道者。而陶渊明更是“平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其《神释诗》云“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黄老并称:清净贵无之道与仙道汉初,无复独多虑”,正是宗天师道而通达“委运任化”之高明境界的代表。

张鲁之子张胜领其族人南迁于江西龙虎山,历宋、元以降,成为龙虎山正一派的张天师世家,累世备受宠封,成为可与山东曲阜的孔子世家相提并论的中国文化世家巨室。正一天师道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为道教之主流。其影响之延绵深远,不可谓非道陵道术之功,恐亦非其创教之时所可以预想。

2)后世道教的演化

魏晋时代的道教,在天师道之外,有许逊(旌阳)在南方以道术整治南昌、九江间的水利,创立净明忠孝教,宣扬忠孝为立德之本,以立功济世为利民之基,可谓援儒入道的典范。

进入南北朝后,北朝以寇谦之为中坚,将张道陵开创之教法进一步宗教化,自言奉太上老君之命顶替张道陵去世后人间天师一职之缺位,“清整道教,除去三张(注:即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魏书·释老志》)。寇谦之对早期道教的教义和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专以礼度为首”,吸取儒家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观念,采用佛教徒输入之天文历算医药之学,特别是借鉴袭取了佛教之戒律新学,吸融儒释之礼仪规戒,建立了较完整的道教教理教义和斋戒仪式,并改革道官职位的世袭制度,主张唯贤是授,信守持戒修行。

他奠定了道教仪式的斋忏醮仪等规矩,成为后世道教教仪之基础。这一切深刻改变了道教之本来面目。赞成者以为摆脱了原始宗教之粗鄙浅薄风貌,道教得以从江湖进入庙堂;反对者以为去道日远,有南橘北枳、去精华而留糟粕之叹。经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后人称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

此天师道为北魏太武帝奉为国教,被东汉以来儒家士族居留北方之代表崔浩所利用以排佛。后崔浩因修国史得罪而身死族灭,文成帝恢复佛教,北天师道之影响也日渐衰落。

不同于寇谦之袭取佛教律学之实而不显其名相,南朝之道教领袖陶仲景则已开始趋向融通佛道两家之思想与方法。他与梁武帝早年便相识,梁武称帝后常与隐居句曲山(茅山)的他书信往来以讨论朝事道教思想融进儒家思想始于,时人谓之“山中丞相”(《南史·陶弘景传》)。梁武以帝王之尊而酷好佛道二教,直接促进了二教之借鉴互会。仲景作《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于佛道两家之修证异同见地深刻:“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今问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铸炼之事极,感变之理通也”。

晚年之陶仲景,更以道家茅山上清派祖师之位,前往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仲景长期从事道家外丹之修炼,对各种药物属性及炼制过程中的化学现象多有体察,这是接近丹道派修行之处。但他于内丹修炼基本无所发明,在天人关系上,与寇谦之相似,重视斋忏醮仪祈祷一类,其所开创的茅山派承继的也是典型的道教路数,故终究归在道教而非丹道一系。

唐代之道教,因李唐奉老子为始祖,而成为国教。而此时之佛教,已渐完成由外来宗教向本土宗教之转化,因其教(仪轨)理(教理)行(修行)果(体证)之系统圆熟完整道教思想融进儒家思想始于,上智下愚无不该遍,于各个社会阶层皆影响至深。而唐作为当时世界之最先进国度,气象恢宏,包罗广阔,各类族群、各种宗教于其间并行不悖。

道教在其期间,深受此种博大气象之感染,将阴阳、老、庄、儒、墨、兵、农、法、杂等诸家道术融为一炉,包容吸纳各种本土之民间宗教传统,特别借鉴袭取了佛教显密之修法,兼及婆罗门教乃至祆教、景教、摩尼教的方法,而皆赋予其道教之名相,使得道教呈现极丰富多样鱼龙混杂之面目。孙思邈以道家隐士而兼通佛法,著《会三教论》,倡三教合一之旨。

黄老并称:清净贵无之道与仙道汉初

至晚唐五代之际,有道士杜光庭在西蜀,不但收集各类有关道术的遗书,并伪造了大量道书,一方面严辞拒佛,一方面则大量改袭佛经,将其内容充实到道教教义、斋醮科范、修道方术等多方面,因其师心自用之大胆而多产,被明人冯梦龙《古今谭概》、张岱《夜航船》指作“杜撰”一词之由来。

此种改袭佛经的作法被宋人马端临于《文献通考》之《道藏书目》条下归入“经典科教”之属,以为“尽鄙浅之庸言”,“常欲与释子抗衡,而其说较释氏不能三之一,为世患蠹,未为甚距也”。但客观而言,这种“经典科教”之实践,为道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佛教的共处提供了方便,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后代基层道教的面目。

自宋代以降,道教之制度仪轨大致确定,而道教类书的编订便尤显重要。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时任著作佐郎的张君房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后,择其精要万余条,于天圣三年至七年(1025-1029)间辑成《云笈七签》进献仁宗。该书之今通行本共计一百二十二卷,可与佛教的汇书《法苑珠林》相较,是很有价值的宗教汇编之作。

黄老并称:清净贵无之道与仙道汉初

此书之得名,以道教称藏书容器为“云笈”,分道书为“三洞四辅”七部,以天宝君所说洞真部为上乘,灵宝君所说洞玄为中乘,神宝君所说洞神为下乘,又以太玄、太平、太清三部为辅经;以正一、法文、遍陈三乘另作一部,依此类分名为“七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类例既明,指归略备,纲条科格,无不兼该。道藏菁华,亦大略具于是矣”。

明永乐四年(1406年),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及其弟张宇清奉诏主持编修《道藏》。英宗年间又诏通妙真人邵以正校正增补,于正统十年(1445年)刊布,共计五千三百零五卷。后世以刊板年号称其书为《正统道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主编成《续道藏》。正续《道藏》共收入汉、唐以来所有关于道教、道家的书籍、经典、各类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仿照佛教《大藏经》的结构,编为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辅(太元、太平、太清、正一),十二类(本义、神符、玉块、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虽选材与内容不无支离芜蔓之嫌,毕竟是较完整保留中国道家及道教传统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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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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