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自古出美酒与诗人的咏唱常是相伴而行

宜宾自古出美酒，也创造出了灿烂的酒文化。在漫长的酿酒历史中，美酒与诗人的咏唱常是相伴而行。

诗意东楼（喻正元画）

唐永泰元年（765年）六月，诗圣杜甫从嘉州乘舟东下，船至戎州，受到刺史杨使君的热情欢迎，并在城内东北角的东楼设宴款待他。欢宴场面盛况空前，诗圣杜甫兴致昂然，即席赋《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诗：

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

坐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

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

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

宋代费衮撰《梁溪漫志》卷七《二州酒名》：“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诗云：‘重碧倾春酒，轻红擘荔枝。’今叙州公酝，遂名以‘重碧’。”“公酝”，即官家用酒。可见，唐代的“重碧”酒，宋代依然传承下来了宜宾自古出美酒与诗人的咏唱常是相伴而行，并且成了全国名酒之一。

《梁溪漫志》

唐代的戎州“重碧”酒，在北宋诗人黄庭坚的戎州诗中又名“荔枝绿”酒。黄庭坚元符三年（1100年）在戎州作《廖致平送绿荔枝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枝绿酒亦为戎州第一》：

王公权家荔枝绿，廖致平家绿荔枝。

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千颗轻红肌。

泼醅葡萄未足数，堆盘马乳不同时。

谁能品此胜绝味，惟有老杜东楼诗。

黄庭坚在戎州写的诗词，几乎每首不离酒，堪作宜宾酒史资料,其中共出现了六个酒名，即：荔枝绿、安乐（姚子雪麴）、松醪、玉醴、清醇、春泉。戎州之所以出美酒, 黄庭坚归结为“得妙用六于物”，即做好六件事: “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炽必絮，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顾这六件事，就能酿出美酒。戎州重碧酒（荔枝绿）不仅六物兼顾，而且达到“妙用”的境界

南宋时，叙州酒中的重碧酒，仍然维持其酒中翘楚的地位。曾任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撰诗云：“水口故城丘垅平，新亭乃有难铁横。归艟击汰若飞渡，一雨辄明秋涨生。东楼锁江两重客，笔墨当代俱诗鸣。我来但醉春碧酒，星桥脉脉向三更”。范成大自注：“郡酝旧名重碧，取杜子美东楼诗“重碧酤春酒”之句，余更其名春碧，语意便胜”。

从诗圣杜甫到黄庭坚、范成大等，都在自己的诗文中宜宾自古出美酒与诗人的咏唱常是相伴而行，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不断强化对戎州酒、叙州酒的赞誉，极大地提高了戎州酒、叙州酒的知名度。

戎州出美酒，究其原因，首先是独特的气候、土壤、水质构成的自然生态，为优质美酒的酿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宜宾地处云、贵、川过渡地带，地理位置优越；富含微量元素、保水性强的众多适合土壤，可供挖窖酿制美酒；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别适于酿酒发酵微生物生长，可为酿制优质美酒提供充足“动力”；金沙江、岷江交汇，水资源丰富、水味甜美，水质清冽，保证了戎州酒的质优味美。另一方面，戎州物产丰富，盛产大米、糯米、小麦、高粱，包谷，加之农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使粮食作物品种多样并增产丰收，为酿酒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宋代黄庭坚和众友饮酒赋诗处——流杯池

据宋代《熙宁酒课》推算，北宋时戎州酿酒年耗粮37500石。宋代的一石约折合100公斤，戎州酿酒年耗粮达3750吨。农业的丰收满足了戎州酿酒业对粮食的需求。特别是在农业和以酿酒为主的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戎州商贸空前繁荣，市场需求更刺激了美酒的生产和酿酒业的不断发展。石门道上，戍边的军人和商旅往来不断，每隔三十里有一所驿站，沿路有店肆待客，酒馔丰溢，设施完善，每店皆备马匹让客人租赁乘骑，倏忽数十里，货畅其流福祥和酒历史文化，十分方便。唐代戎州和僰道县也较长时间设治三江口僰道城。唐德宗贞元中（794年前后）修缮和扩建了原来的土城，戎州城已经呈临江枕山之势。城内已经设有“行”和“肆”。所谓“行”，指的是同类商品都集中在某个街区内进行交易，而设在行内的固定店铺则叫做“肆”。商贸发展促进了酒的生产，酒成了大宗交易的商品。

宜宾酿酒工艺历史久远，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今宜宾市境就有水稻和荔枝生产，为酿酒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汉代墓葬出土文物印证，其时宜宾饮酒成为风气，酿酒技术已有较大进步。唐时，“重碧春酒”得到诗圣杜甫的极高评价，成为戎州酒的代表；到宋代，叙州酒业官酿、私酿并举，叙州酒与茶、盐同为宋朝税收和安抚周边民族的倚重之物，酒成为“茶马互市”重要商品；在漫长发展中，几经求索，荟萃众家所长，最终形成了固定优选五种粮食为主料，并配以独特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福祥和酒历史文化，以五粮液酒为代表的宜宾酒，具有“香气悠久，醇甜爽净，入口甘美福祥和酒历史文化，恰到好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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