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是管理精神儒家哲学

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是周代以前的文物典章制度，其中记录着从传说中的尧、舜、禹三圣王到夏、商、周三朝代的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因此，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与管理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均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孔子本人还先后担任过从基层官员到国家大臣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管理职务，他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出任当时各诸侯国的各级官吏。因此，在先秦儒家的典籍中，有众多关于“闻政”、“问政”、“为政”等管理活动的记录，也就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概括起来，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有五个方面：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义为重、以和为贵、以中为用。这些精神对于当代各类管理活动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精神

儒家哲学的中心概念是“仁”。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从汉字结构看，“仁”是“二人”的复合字。这就表明，儒家的哲学实际上是把人以及人际关系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的。这同样是儒家管理哲学的理论出发点。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记载，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答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这里明确把“人”作为管理的载体（包括管理的主体和管理的客体，即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又根据儒家经典《尚书·皋陶谟》记载：有一次，皋陶和大禹在帝舜面前讨论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为政”的三项原则。一是“修身”，就是君主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品德修养；二是“官人”，就是要善于发现和使用好各级官吏；三是“安民”，就是要给人民恩惠，使老百姓得到安定的生活。孔子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领导者的三项任务：“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从自我管理，到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管理，再到对整个组织成员的管理，体现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管理精神。

在儒家的思想中，修身与治国、自我管理与国家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南怀瑾老师：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是管理精神儒家哲学，儒家把管理者的自我管理看作是一切管理活动的起点。儒家经典《大学》提出了一个融修身与治国于一体的简明公式，即所谓“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体来说，要在天下发扬光明德性的人，先要治理好他的邦国。要治理好邦国，先要安定他的家族。要安定家族，先要修养自己的品性。要修养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端正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使意念真诚，先要认识明确。认识明确在于穷究物理。在这“八目”中，“修身”是最重要的核心。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本，因为后四者只是修身的方法，应该从属于修身的目的；如果离开这一目的，所有方法就会产生偏向而失去意义。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尽管三者是修身的理想，但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则又必须从修身做起。治人、治国、治天下都是“治已”即修身的外化与扩大。管理工作者应该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基础，进一步扩展到处理好管理阶层内部的关系，再进一步扩展到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孔子所说的“安人”，当时指的是对于各级管理人员的管理，其目的就是让各级管理人员各得其所，各负其责，这就涉及到“官人”。按照儒家经典《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的论述，“官人”分为“知人”和“用人”两个方面。

关于“知人”，《文王官人》篇具体提出“六征”鉴别法。所谓“六征”，就是根据官员(包括在任者和打算任命者)的六种表现，而考察他的品质。一是“观诚”，就是考察官员的道德、品质和情操；二是“考志”，就是考察官员的言论谈吐来辨别他的志向；三是“视中”，就是通过官员说话的声调来观察他的内在气质；四是“观色”，就是根据官员的表情来察看他的内在气质；五是“观隐”，就是通过一定的外露信息来明察官员有意掩盖的本质；六是“揆德”，就是在前五种表现的基础上，对于官员的品德作出总的评价。

关于“用人”，《文王官人》篇提出“九用”的观点。所谓“九用”就是对于九种不同气质和特长的管理人才，分别任用他们担任九个方面的工作，诸如：公正、仁义而有智谋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国家各级官员；仁慈、厚道而懂得事理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基层领导人；正直、忠诚而有信用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纪律监察官员；谨慎、公正而且明察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法官；公平正直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财务管理官员；谨慎、明察而廉洁、公正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主管分配和赏赐的官员；善于谋利和经营事务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领导人；善于交际并能广泛搞好关系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外交官员；勇猛、刚毅、善于估计形势并果断决策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军事领导人。总之，根据对象的不同能力而分别任用，使之各负其责，各得其所。

“安百姓”也就是“安民”，这是儒家“民本”思想在国家管理活动中的体现。在儒家看来，民众是国家的基础儒家思想管理国家，“以民为本”，是一切国家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他认为在乱世争雄的背景下，谁取得了民众，谁就可以统一天下。因此，管理层应该十分重视民众的得失，民心的向背。孟子指出：夏桀与商纣的丧失天下，是因为失去百姓；他们失掉百姓，是因为失去民心。要获得天下的最好办法是赢得百姓；而要赢得百姓的最好办法是满足百姓的需要。荀子则用“舟水之喻”来形象说明君主与民众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就把君主对老百姓的态度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联系了起来，提醒国家管理者从更现实的意义上考虑“安百姓”的问题。

儒家所提出的“安人”、“安民”、“安百姓”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集中归结表达为“安人”的管理智慧。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看，所谓“安人”就是满足被管理者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归纳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如何满足这些需要，对于领导者的管理能力是重要的考验。从孔子的时代直到今天，人类已经走过了20多个世纪，时代进步了，社会变迁了，管理活动的种类也越来越复杂了，但儒家“安人”管理目标依然没有过时，其普遍性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二、以德为先的领导精神

“德治”，是儒家区别于其他各个学派管理思想的最突出的标志。孔子提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依靠领导者的以身作则，进而对下属和民众实行道德教化，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为政以德”的领导精神。

儒家所理解的“德治”，是要求管理者带头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以身作则，从而吸引被领导者上行下效，同心同德去实现管理的目标。因此，这是一种强调道德价值导向的管理方式。孔子认为，衡量一个管理者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志，在于他的品德。如果有这么一个管理者，他的管理才能之美妙比得上周公，但只要他骄傲而且吝啬，道德品质低下，那也就不值得一谈了。由此看来，儒家所强调的“为政以德”本身就包含着要求管理者以身作则的意思。

所以儒家认为，领导者是被领导者的表率，其言行具有示范的意义。领导者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就能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带动整个组织道德水平的提高。从而，最高领导者就不必绞尽脑汁地去考虑和处理管理中的具体事务，而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道德规范，就可以把组织治理好了。在儒家看来，作为最高领导者，他所要抓的只是道德规范这条大纲，所要做的只是合理使用人才，所要行的只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君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这里所倡导与优先的，不是具体的管理事务，而是价值导向，精神指引。在儒家看来，领导者只要搞好组织的价值导向和对下属的价值教化，就可以一以驭百。

为什么领导者只要“崇德”就能够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呢？这其实就是儒家所反复论证的“身正而令行”的关系。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荀子则比喻道：君主就像测定时间的标杆，民众就像这标杆的影子；标杆正直，那么影子也就会正直。君主就像盛水的盘子，民众，就像盘子里的水；盘子是圆形的，那么盘子里的水也成圆形。

儒家学说实质上是治理国家的学说，它强调德治。儒家认为只有贤人以上的人才能充当国家的领导者或管理者。在这些人的素质中，最重要的是“德”，其次是“才”，真正的管理者应该是德才兼备的。儒家认为，“德”是管理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人格。一个领导者的真正权威来自于他的人格魅力，儒家十分强调领导者的人格影响力，要求领导者经过修身，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运用影响力来实现管理的任务。在孔子看来，所谓“政”就是端正的意思，就是领导者带头端正自己。领导者带头端正了，那谁还敢不端正呢？领导者带头端正了，百姓就会乐意服从政令了。领导者的德行好比风，而被领导者的德行好比草，草上吹风，草定会随风而摆。同理，领导者怎么做，百姓就跟着怎么做；领导者都不愿意做的，叫老百姓怎么跟着做呢？

现代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1985年为其专著《有效的管理者》一书再版作序时指出：“一般的管理学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目标则是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事实上，人们不可能指望那些不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管理者去管好他们的组织和机构。从很大意义上说，管理是树立榜样。那些不知道怎样使自己的工作更有效的管理者树立了错误的榜样。”[]正己而正人，身正而令行——这个在现代西方管理学很晚才意识到的管理真谛，由于儒家的提倡和历代管理者的身体力行，在中国传统管理智慧中，恐怕已经是一个普通的常识了。

三、以义为重的经营精神

儒家的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义利合一”。这里的“义”，相当于精神价值（道德价值），“利”则相当于物质价值（含经济价值），义与利的关系即是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关系。儒家企图解决“义”与“利”二者之间的矛盾。把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融合起来，统一起来。

孔子提出：“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这里的“义”主要是对于管理者的道德要求，“利”主要指被管理者的物质需要。所谓“义以生利”，就是把管理活动看作是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而又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

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社会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提出的不同要求。在孔子那个时代，“君子”与“小人”除了有道德上的含义以外，同时也具有社会阶层上的含义，即分别指当时社会的管理者阶层和被管理者阶层。孔子是在承认当时社会统治者已有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对他们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同时强调只有满足被统治者的基本物质要求，才能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精神指导。

孔子曾经反复申说：统治者关心道德，老百姓关心土地。既然老百姓要专门从事生产劳动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他们就不能不关心首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以求其利。老百姓的求利，一方面固然是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又是为社会创造着财富，这是整个社会得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为了国家的安定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明智的统治者（社会管理者）对于老百姓的求利行为，不但不应该制止，反而应当鼓励、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

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为“利民”原则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他指出：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南怀瑾老师：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是管理精神儒家哲学，这是对君子即社会统治阶层人士的要求。至于对一般的民众即被统治者，如果不给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产业，使其具备求利的条件以维持生计，那就是诱导民众去犯罪，无异于有意陷害民众，这是善良的统治者所不应该做的。那么，比较明智的办法是什么呢？孟子接着指出：明智的统治者就要明确规定民众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引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民众也很容易地听从了。一个关心人民物质利益的统治者，能够得到人民的理解、信任和拥戴，他的统治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荀子则提出“藏富于民”的主张。在他看来，君主喜功，国家就贫穷；君主好利，国就贫穷。百姓贫穷，君主也贫穷；百姓富裕，君主也富裕。因此，田野乡村是财货之本，府库仓廪是财货之末。百姓顺应天时，安排好生产，这是财货之源；君主按照等级征收赋税和贮藏于府库，这是财货之流。因此，明主应该谨慎地保持天时和顺，节流开源，并经常斟酌调节，使财富象流水一样地产生，让天下人都富裕，君主也就不愁财货不足了。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都富足了，彼此的财物多到没有贮藏的地方，这是最懂得治国大计的。如果田野荒芜，君主的仓廪反而充实，百姓空虚，君主的府库反而满盈，这就叫做国家倾覆。因为，这样是断绝了积财的根本，枯竭了财富的泉源。国家竭力搜刮人民的资财，而君主和丞相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那么，这个国家的倾覆灭亡就为时不远了。

对于国家的统治者。儒家则强调不应该以“利”即个人的物质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为什么呢？孟子认为，这里面有一个上行下效的问题：最高统治者带头讲利，就会刺激整个统治阶层相互争夺，天下大乱。这里面还有一个实际效果的问题：如果先讲利，人人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会得到最终的利益。因为从来没有讲仁义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会怠慢他的君主的。由此可见，孟子并不是真的要统治者不讲利，而是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统治者要带头讲义，从而取得先义后利的实际效果。

荀子则把义利先后的问题提到统治者个人荣辱与国家强弱的高度。他指出：首先讲义而后得到利者光荣，首先讲利而轻视义者耻辱。前者无往而不通，后者却处处受困；前者常常折服他人，后者却常常受制于他人——这就是荣辱之间的重大区别。在这里，荀子指出了治理国家的两种不同做法，一是立足于大处，先义而后利；二是鼠目寸光，先利而后义。这两种做法不同，所取得的治国效果当然也就不一样。

荀子还有“重义轻利”的提法，他说：“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荀子·成相》）按许由、善卷分别是尧舜时代的人。传说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舜要把天下让给善卷，他们都不肯接受。荀子认为，这表明他们的行为是重义轻利，光明正大。

对于儒家的 “重义轻利”的观点，现代学者对此多持批评的态度，其实在一定的前提之下和一定的范围之中，“重义轻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荀子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大略》）这里明确指出，无论是义还是利，都是人们所不可缺少的，英明的管理者如尧舜也不能排除人民的物质需要，昏暗的管理者如桀纣也不能禁止人民的精神追求。承认义利客观存在的必然性，这就是儒家“重义轻利”说的基本前提。荀子在这里又强调，管理者重义则义克利，管理者重利则利克义，而“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儒家思想管理国家，这就把“重义轻利”的价值评判标准限制在国家管理者的行为范畴之内，即只是作为管理者应有的模范行为和政策措施。在儒家看来，“义”主要是对于国家管理者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其中包含了统治者必须克制个人私欲，不对人民横征暴敛，不与民争利等内容。这些，都具有某些合理因素。

四、以和为贵的组织精神

“和为贵”，最早是孔子的学生有若提出来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里，肯定了和谐在管理活动中的价值，圣王治理国家以和为贵，营造的是和谐的组织氛围；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涉及到管理的规范——和必中节；坚持原则，不要为和而和，则涉及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原则——和而不同。

“以和为贵”，这里的“贵”，指值得珍重的意思，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所谓“和为贵”，就是认为和谐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为什么和谐具有这么高的价值呢？孔子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肯定了和谐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孟子则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主张（《孟子·公孙丑下》）。他举例论证道：譬如有一座小城，每边长只有三里，它的外围也只有七里，可谓小之又小，但敌人多次围攻它，却不能取胜，这就证明“天时不如地利”；又譬如另一座城，其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不是不锐利，粮食不是不足够，总之，坚固得很。但是当敌人一来，守城人却弃城逃走，这就证明“地利不如人和”。组织内部的和谐，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在孟子看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所谓“封疆之界”、“山峪之险”、“兵革之利”这些都只是属于外在的东西；民心的向背，才是决定战争胜负、国家存亡的关键。而统治者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只有实行正确的治国之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遵循正确的治国之道，领导者与老百姓之间，就能齐心协力，无往而不胜。

荀子则提出“群”的概念，从结构上论述了组织内部的和谐问题。在荀子看来：人是天底下最高贵的动物。人的力气不如牛，奔跑不如马，但牛马却为人所役使，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人能合群，牛马不能合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这里，涉及到组织的分级管理、成员协调与组织整合等问题。根据荀子“和则一，一则多力”的观点，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得到协调，组织成员就能够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组织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增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代组织理论也指出：人类组织的基本作用就是促使人力资源得到汇集和放大。荀子在这里的论述，与他们是不谋而合的。

儒家所推崇的“和”，决不是后世人所理解的消除差异与矛盾的“一团和气”，而是承认差异、寻求共存的良好的组织协调状态。孔子从君子与小人差别的角度指出“和”与“同”的不同，他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里的“和”指由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对立的因素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形成新的状态，产生新的事物。“同”是没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完全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不产生新的状态、新的东西。

古代典籍《国语》和《左传》对“和”与“同”的区别做了论述。《国语》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金、木、水、火、土“五行”相配合，才能产生世间万物；酸、甜、苦、辣、咸“五味”相济，才能适合人们的口味；多种音调相协调，才能产生悦耳的音乐。“和”是产生万物的法则，“同”只是相同事物的简单相加，因没有对立面的互补和互动而不能产生新事物。《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晏婴对齐侯说的一段话对“和而不同”的内涵做了详细论述，指出了“和”的关键是调节。晏婴指出，和的道理就像烹调美味，酱、醋、盐、梅等各种佐料，哪样太少就添一点，哪样太多就减一点，吃起来才有滋味，心情舒畅。这就象厨师烹饪、乐师演奏一样。如果厨师烹饪不需要各种佐料的调配，只是“以水济水”，就无法做出美味的汤；琴师总是弹奏一个调子，就无法奏出美妙的音乐。

在儒家看来，“和而不同”应该成为处理上下级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管理活动的决策过程中，上级认为对的，如果其中还有不对的地方，下级就应该指出不对的地方，来完善对的部分；上级认为不对的，如果其中还包含着对的部分，下级就应该指出对的部分，来去掉不对的部分。上下级之间的理想状态是和谐而不是趋同。作为下级，一定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既实心实意协助上级工作，而又不盲目附和上级的意见，做到“和而不同”。

五、以中为用的协调精神

要实现组织的和谐状态，除了一方面要保存组织成员的差异性，鼓励组织成员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谐而不盲从附和之外，另一方面在管理中也要遵守一定的度，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协调，但同样重视对个人意见、个人价值、个人理想追求的尊重和鼓励。儒家经典《中庸》提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 （《礼记·中庸》），认为善于与人相处而又不随波逐流，是君子能成为刚强的人的首要条件。“和”如果没有“礼”的节制，就会做出过分或者不及的行为，无法实现和谐、协调，只有“和而不流”才可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协调关系。“和而不流” 肯定了“和”中有节、柔中有刚的大丈夫气概。

“和”中有节，“和必中节”，要求在管理活动中遵守一定的度，这在儒家管理智慧中，突出表现为“中庸”的思维方式。

中庸思想源自上古时代的尚中思想和尚和思想。尧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其中”，不过度追求某一方面。舜恰是能正确把握这一原则的人，所以尧将帝位传给舜。商代统治者盘庚要民众心中都想着和衷共济，周公则倡导实行“中德”。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他认为当时社会普通存在的是过或不及，而缺乏依靠中庸原则行事的自觉性，因此提倡中庸，并以此作为做人做事的理想境界。

中庸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就是孔子所说的“叩其两端”。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中庸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就是孔子所提倡的“无过无不及”。“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叩其两端”、“无过无不及”，就是儒家“中庸”说的基本内涵。

“叩其两端”，即对于一件事来说，首为一端，尾为别一端；“无过无不及”，即对于一个人来说，“过”为一端，“不及”为另一端——总之，无论是事物还是人的行为，都必定有“端”。由于这种思维惯性的影响，人们也往往把“叩其两端”、“无过无不及”之“中”，也看成应该固守的“一端”。其实，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儒家的本意。

实际上，儒家所谓“中庸”，是既没有“两端”也没有“中间”的。各执一端是一孔之见，专执其中则是一偏之举，这都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由此看来，要真正做到“中庸”，非得有“权变”不可。关于这二者的关系，南宋陈淳说得好：“权，只是时措之宜。‘君子而时中’，时中便是权。天地之常经是经，故今之通义是权，问权与中何别？曰：知中然后能权，由权然后得中。中者，理所当然而无过不及者也。权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当然，无过不及者也。”（《北溪字义·经权》）“中”是客观存在的道理，“权”是主体采取的行为。二者的本质都是“无过无不及”，因而互为表里，互为发明。

在管理中执经达权而取其中，对于管理者来说，就既要坚持中正之道而又敢于打破常规。孟子说：“汤执中，立贤无方” （《孟子·离娄下》）郑玄注：“方，常也”，焦循《正义》云：“惟贤则立，而无常法，乃申上‘执中’之有权。”所谓“立贤无方”也就是孟子所列举的例子：“舜发于畎田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兴于市。”（《孟子·告子下》）这些历史上名扬一时的治国干才，有的本来是农夫，有的本来是泥水匠，有的本来是鱼盐贩子，有的本来是犯人……根本没有什么固定的成长模式。管理者懂得这个道理，“惟推而广之，而无常法”，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就能治理好天下。推而广之，这其中所包涵的“执中有权”的中正之道，对于任何管理活动都是适用的。

总体上看，儒家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相对于现代西方理性的科学管理精神，儒家以开拓人文和塑造人性为重点的管理智慧，对于当代的管理活动，有着独特的价值。

【注释】

[[1]] P.F. , “The ” , New York: Haper & Row , 1985.

（本文原载《中国儒学》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