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新儒学的创立，进步与变革的统治者需要

首先，我们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儒学是一种政治思想。是封建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学说，不是宗教，但其对中国人的影响远远大于一个宗教。儒学是否具有包容性又是和谁相比。

提到儒学的包容性，很多人都能举出一些例子，如：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宋明理学。他们会说：董仲舒吸收了道、法、阴阳家的思想；而宋明理学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儒家思想虚伪没有实话，使儒学走向系统化、思辨化。从而证明儒家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但是我认为与其说儒家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倒不如说：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出于自身的需要，不断对各种思想进行整合，从而使思想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利益。

董仲舒新儒学的创立，有利于汉武帝统一思想，使先秦儒学更符合现实的统治。在后世，儒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被拔高，正是因为其能够不断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孔子在大争之世的战国，主张恢复周礼；在天子权威早已不在的春秋末期，要求尊崇天子儒家思想虚伪没有实话，守君臣之义。这明显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所以他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这个时候的儒家是代表了落后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坚持分封制和井田制，守旧落后不符合大争之世国家的利益，所以儒学在孔子的时期并不被各国重用，并不是主流思想。而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代表了很多小生产者的利益，但却不能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在战国末期逐渐式微。战国时期，随着井田制的逐渐破坏，分封制的瓦解，要求进步与变革的法家思想迎合了统治者需要。所以在这个时期，各国的宰执大臣多为法家人物。魏文侯李悝变法、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秦国商鞅变法、楚国吴起变法...

秦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用法家思想作为治国思想，最后二世而亡（不一定是法家的原因，原因比较复杂，也无定论）。到了汉代，汉高祖刘邦出身低微，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将士们也不懂礼数，在一起相处，日常的尊卑缺少显现的标志。有史为证：“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于是儒家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此时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结果效果也很明显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

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很明显这次的表现，儒家很成功，终于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汉高祖出身卑微董仲舒新儒学的创立，进步与变革的统治者需要，一开始只是一名小小的亭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并不了解太多贵族的礼仪，年轻时对皇帝的接触，只是在始皇帝南巡的时候发出过“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叹而已。他曾经最讨厌儒家的繁文缛节，还曾经拿儒生的帽子当作溺器。很显然叔孙通的表现让他意识到了儒家对于他统治的价值，能突显出他作为天子的身份的尊贵，于是他以太牢祭祀了孔子。

汉武帝执政，他面临国家的很多问题，诸侯国并立，铸币权都没有真正的收归中央，同时土地兼并的现象很严重。于是董仲舒的新儒学应运而生，这恰恰迎合了汉武帝解决统治问题的需要。汉初民生凋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治国，这有利于国家经济的恢复；但是，因为政府的放任不管，也导致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和地方诸侯国的坐大。董仲舒的新儒学糅合了诸家思想，同时宣扬类似于“君权神授”的观点，这极有利于汉武帝加强集权统治。新儒学有着“外儒内法”的本质，这对汉代社会治理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汉代对于秦二世而亡吸取的教训之一就是“秦法苛严”，而“援儒入法”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个缺陷。汉初的“无为而治”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于是儒家积极入世，“知之不可为而为之”就恰恰迎合了这个统治需要，于是才有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仅靠这些成为正统还是不够的，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成为正统还因为儒家本身所具有的维护统治的功能，即“三纲五常”，何为三纲“君为臣纲儒家思想虚伪没有实话，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伦理化，以血缘关系套用上下级关系，把臣子效忠君主的关系伦理化。这相比于法家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这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明显更有利于统治。先秦儒家“民贵君轻”发展到“君为臣纲”不是儒家自身有多强的包容性，而是统治者集团内部对于统治思想的整合。

接下来我们说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发展。在汉代佛学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隋唐时期，已经成为了社会上最重要的思想之一；道教自张道陵张天师创立以来，也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民间具有广大的信众。佛道思想已经达到了并称的地步，隋朝“三教并行”，唐朝“尊道、礼佛、崇儒”。而相比于佛教与道教，儒学并没有完整的世界观架构，只是一套礼仪规范，行为规范。儒家的经典也只是汉民族古老的文学、史学、易学作品集合，这个时候便有许多大儒想要复兴儒学，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是需要统一的思想来服务于统治的。韩愈等士大夫就要对儒学进行整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等学说，已经不能适应后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从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到唐末五代的天下大乱，各种君臣节义的荡然无存，也使后来局部统一的宋的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士大夫认识到重塑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和复兴儒学对稳固统治的重要性。

宋朝，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时代，同时有没有强大的武力保卫国家。赵宋官家防范武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拔高了儒生的地位。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开科取士规模的扩大，也使民间更系统地接触到儒学，推动了入学走向世俗化。北宋与辽国作战，长期遭到打击，这样国家的君主是没有安全感的，同时又不信任武将，只好要求臣子对自己尽忠报国，士大夫们的地位提高了，同时又对五代时期的种种乱象历历在目，于是有更多的动机。投身于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因为赵宋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时，士大夫集团作为统治阶级内部人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宋朝这一代，官员主要的思想是追求稳定，不管是南宋还是北宋，他们要的是维持这美好的现状，就像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认为这样对百姓会比较好，而宰相文彦博竟然说出了“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这种混账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崇高理想到哪了？士大夫作为既得利益者，肯定需要一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理论体系的存在，于是投身了理学思想的构建中。宋明理学吸收了佛道中的成分，使入学走向了思辨化，弥补了曾经的种种缺陷。理学思想从格物致知开始，一直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仅仅是对妇女的压迫，同时也是封建统治者集团内部对人民的去死心塌地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严重的精神控制。所谓“节”是什么董仲舒新儒学的创立，进步与变革的统治者需要，忠君而已。封建时代的国家，并不是现代的民族国家，这种国家类似于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本质上是服务于封建统治。

理学家主张爱护自然，让万物顺其天性而生长，有这么一件事某日。宋哲宗折了柳枝玩耍，作为皇帝老师的程颐严肃教导：“不可无故摧折草木，以伤天地和气。”宋哲宗很不高兴地扔了柳枝。而理学的集大成者脱胎自二程的朱熹，在见到漳州男女追求自由恋爱的时候，竟然强令女子缠足。连树木的和气都不愿意伤害，却强令女子缠足，这足以显现出理学家集体的虚伪和卑劣。

其所谓的对儒学的创新发展，主要是为了避免五代十国这样的大的乱世的再次发生，简言之，就一句话“重建封建社会价值观，重新架构封建统治秩序”。所谓的包容性，对佛道思想的吸收，不过是为了整合思想，建立起更加强大的统治思想体系。这种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不是文化本身的包容性。是士大夫，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人为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先的思想进行整合。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这是某些思想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行为，才被人为地吸收了进去。在此举出反例。如果文化本身是具有包容性的，为社么清末的儒家思想没有吸收西方的人权思想呢？康有为利用公羊三世说来宣传宪政思想，但是很快就被扼杀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儒家经典《孟子》中，曾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明太祖朱元璋读到之后就废除了孟子在孔庙中的牌位，并且对《孟子》一书进行删改，这与清代乾隆命人修撰《四库全书》不断烧书删书一样，本质就是统治者对统治思想进行整合。

接下来，我们再看明朝中叶产生的阳明心学思想。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明朝中期的大环境中传播得非常快。证明一点，心学思想在当时有很大的市场。即便是在当下，依然有很大的市场。（我不是来批评心学的，也读过传习录，读过度阴山的《知行合一王阳明》）。阳明心学的一些理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弥补了程朱理学的一些缺陷，同时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有所相似“愚夫愚妇皆可为尧舜”。

阳明心学在明中期获得较大的市场具有其历史原因。明初，社会的生产以及商品经济出于一个较为欠发达的地位。因为社会生产并不繁荣，刚刚经历战乱，社会消费也并不繁荣。处于当时的人并没有太多的欲望追求，即便需求很大，生产也无法满足。程朱理学思想具有很强的禁欲色彩，在明初，其思想与人们的生活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但是明中期生产繁荣了，商品经济发达了；官员中的贪污比例也提高了，官员经商的行为也增加了。包括很多商人的发家经过，在客观上其实是有违社会道德的。一部分道学家既当又立，嘴里依然满口仁义道德，却尽做些缺德事。而另外一部分却有着极其强烈的“重新定义道德”的诉求。而阳明先生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便在客观上为这些人做了嫁衣。

这是在我个人看来，阳明心学能够大规模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我绝不是信口胡说，我不是诋毁心学弟子，我只是想说“心学在客观上满足了封建士大夫的需要，即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对心学的繁荣具有推动作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明末以心学正统自居的恰恰东林党官商政治集团，水太凉头皮痒的礼部侍郎大地主钱谦益都是心学弟子。那么这次儒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着“统治阶级内部的士大夫阶层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的思想整合运动”的性质。

不论是心学也好，还是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一些思想也好。这些思想到了清代都没有成为正统儒家，反而被打为异端逐渐销声匿迹。因为这些思想有着更多的对人个体人格的尊重，甚至有着初步的民主思想，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儒家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到这里便不灵了。

所以，我认为，儒家文化很多时候不过是被统治者拿来反复纂改，反复利用的工具罢了。文化服务于经济政治，当下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辩证看待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先秦或者后世儒家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心鉴别。但是这些东西都要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的需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生活服务。切不可把旧时代的某种思想奉为圭皋。

论述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