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中国教条的“根文明”在哪里？

秦朔／文

在“文明寻思录”的上篇《》，我勾勒了美国“根文明”的逻辑——文明的基石，是让政体与政治的正当性真正得以确立的准则，以及毕生去践行准则的人格，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一块文明的基石。

富兰克林以其一生的思想和行动，为美国文明注入了一些元素：对平等主义和平民奋斗的强调，在致富过程中对道德准则的坚持，服务公共利益的自觉，以及带有包容和妥协精神的多元价值主义。这一切，为“建立中产阶级品德和价值观之上的美国认同”奠定了基础。

那么，中国的“根文明”在哪里？

道心惟微，知也无涯，我会从两个方向尝试做出回答。第一个方向偏价值观，第二个方向偏方法论。这一篇，是在第一个方向的思考。

中国的“根文明”在哪里？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楼台。中国的“根文明”在哪里？让我们先看看前辈学人的探索。

思想

有人关注思想。儒家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的《道德经》《庄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兵法》《黄帝内经》……这些中华元典包含着和《吠陀》与《佛经》、《理想国》与《形而上学》、《圣经》等其他民族元典有所不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对宇宙、国家、社会、家庭、人生等命题的原创性的价值思考，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文本和精神源泉。元典所具有的哲理化而非实证性、开放性而非教条化的原型结构，让后人既可以“我注六经”，温故而求其本儒家的哲学思想及对后代文化的影响，也可以“六经注我”，常读常新，因着不同的时空、条件、角度而具体化，而并没有绝对一成不变的解释。这就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冯天瑜，1994）

文化

有人关注文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琴棋书画，音乐戏剧，宗教习俗，民间工艺，十二生肖，传统节日，梅兰竹菊，龙凤锦鲤，还有中国瓷器。当然，最重要的是汉字和汉文学。闻一多在比较《诗经》中的《周颂》《大雅》与《吠陀》中的《黎俱吠陀》、《旧约》里的《希伯来诗篇》以及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区别时说，“四个文化猛进的开端都表现在文学上，四个国度里同时迸出歌声。但那歌的性质并非一致的。印度、希腊，是在歌中讲着故事，他们那歌是比较近乎小说戏剧性质的，而且篇幅都很长，而中国、以色列则都唱着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像中国一样发挥那么大的社会功能，“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秦朔：中国教条的“根文明”在哪里？，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

生活方式

有人关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中医，中装，太极阴阳，中国武术，婚丧嫁娶，中式建筑，以及特别重要的，舌尖上的中国美食。生活即价值，和更加注重冒险、探索自然的西方不同，中国生活的背后，是福、禄、寿、平安、团圆等现世价值。

思维方式

有人关注思维方式。金岳霖说:“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陈来提出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有六大特征，分别是关联宇宙、一气充塞、阴阳互补、变化生生、自然天理、天人合一。中国的宇宙观是连续的、动态的、关联的、整体的，每一事物都要在“他者”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道德与科学

有人关注道德、修身与处世。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孝与慈，礼乐之道，中庸，格物致知与修齐治平。中国有四大发明，有鲁班、张衡、祖冲之、沈括、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但发明更多是为了社会功用和人伦日用。《论语》讲到54处自然，最后都回到对道德的强调。简单和西方做一个对照。爱因斯坦将西方科学的发展归因于两个基础，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和通过系统实验探索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满足于靠经验而获得的数学”但缺乏“证明的艺术”（莱布尼茨）。成中英在谈到西方科学的文化认知基础时说：“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的超绝神学，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式模型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作为现代科学的基础的因果律标准模型。……若没有这些文化传统作为科学知性的基础，西方科学就不可能产生。”

历史

有人关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孙中山、毛泽东。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既有“奉天承运”的皇权、家天下、大一统、郡县制、科举、“外儒内法”与“礼本刑辅”、重要经济资源的国家专营，也有从封建到帝制再到近代以来向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方向的努力。而如果把中国和外部关联在一起，则既有天朝大国怀柔四海的威仪时光，也有不断遭遇外来冲击的严峻挑战与艰难回应。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模式是成熟有效的，但“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为自己图谋私利的政治制度”也使得中国备受“周期率”之苦。王亚南指出，秦帝国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态，之前的领主制决定的是“非集中的贵族统治”，之后的地主制决定的则是“集中的官僚统治”。虽然辛亥革命在形式上推翻了官僚政治所依附的封建君主专制，但由于未能变革封建地主制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所以中国的官僚政治也并未消亡，只是结合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从旧的官僚政治转变为新的官僚政治，在经历了抗战举国动员体制之后变本加厉。（王亚南，1948）

地理

有人关注地理疆域。中国一词，从最早指代商、周的中心地区及重要的诸侯国（“宅兹中国”），到秦、汉之后代表朝廷直接管辖的区域，一直有着“中心”的含义，而周围政权往往也乐意被当作中国的一部分。张光直指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出现了包括仰韶（甘、陕、晋、豫西）、大溪（汉水流域）、山背（鄱阳湖平原）、马家浜（长江下游三角洲）、大汶口（山东半岛）、土珠（辽东半岛）和红山（辽西、内蒙东部）在内的多个文化区域，“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也表明，中华文明史的源头远不止于《史记》所写的“人文初祖”黄帝，不是“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单线逻辑，而是东西南北都有早期文明的生长点。有人认为中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有人认为中国的史前文化可以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南的金沙江划一条大斜线，前者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后者以青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有人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几个接触地带；有人坚持黄河文化仍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中心之外存在若干个小中心；有人强调“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认为在远古时期，北方的狩猎民族文化并不落后于中原文化；等等。

民族

有人关注民族。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的前身则是夏、商、周三代形成的华夏族与周边诸族融合而成的结果。汉以后有了“汉人”、“汉族”的说法，但诸族融合的进程从未终止。

有人关注民族的脊梁。“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

中国文明没有单一之根、不变之根

当我从文献研究中梳理出上述脉络，我有点惊异，就是很难用一句话说出中国的“根文明”是什么。她多源、多元，既汇为一体，也时常“汇而不聚”，给变化留出余地，但每次离散后又会重聚。她是没有单一之根、但又根根相连交错互动的关联性或者说关系型文明。历史证明，越是与异质文化的碰撞融汇，例如老庄与孔孟、农耕与游牧、诸子百家的竞辩，中华文明的根系都壮大了。

中国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高于“诸侯国”，“平天下”是比“治国”更高一级的价值。天下之治，才是大同世界。同时，文化中的位势又是可以转换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王夫之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中国”的文化位势的取得秦朔：中国教条的“根文明”在哪里？，并非天造地设，而一直在流变迁衍。唐代之后，中原渐衰而蛮荒的南方兴起，就是华夷变易的明证。就此而言，中国乃是没有不变之根、强调“生生之谓易”的通变文明。万物常变，阴阳消长，以易为不易。

由上，中国文明可谓是没有单一之根、不变之根的关系型的通变文明，源远流长，延续不断。

闻一多说，“四个文化同时出发（注：中国，印度，希腊，以色列），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闻一多当时说这段话，是强调要让中国的文学更彻底地向小说戏剧方向发展，“走人家的路”儒家的哲学思想及对后代文化的影响，他说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测验，也是我们能否继续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验。

在我看来，美国和中国都是不怯于“受”的文明。美国是大熔炉，美国文明源于欧洲各国的清教徒远涉重洋，要找一个庇护与自由之所，以上帝的名义赋予人平等的价值；而中国文化的多元汇合，则源于人本身。“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天地人相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强调关系的有机融洽。两种文明的区别，更多表现在对外施加影响、也就是“予”的时候，美国往往表现出“道义正当性”，认为是替天行道的担责；中国则很少对外扩张，在对外事务方面往往表现出“关系正当性”，追求和谐共处，共济共生，己所不欲不施于人。简言之，美国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形成，在“受”的方面有相似性，而在“予”的方面很不同。美国刚，中国柔。美国自信、扩张，中国内敛、润物无声。

文明古国为何出现“文明无根”现象？

美国文明的创建逻辑是比较清晰的。

钱满素指出，美国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最年轻的文明，它与众不同的特点来自它形成的方式，它是“英国移民，特别是清教移民，带着强烈的宗教使命感去北美创建了一种新的文明”。“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居然从来没有过一个君主，殖民时期虽为英王属下，但英王也没来过。美国文明不是从原始人类进化发展而来的，它是在17世纪初，由宗教改革后的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去建立的。美国文明的基因可以说是欧洲文明中的英国传统挪到北美荒野后，在适应当地环境后结出的果实。它是一批已经高度成熟的人类，带着一套高度成熟的思想，有意识地去创建的一种他们意愿中的文明。”

而中国文明，因为多元汇合，很难找到单一的、不变的“根”。历朝历代的皇权统治当然都会选择某种主流意识，比如汉武帝选择董仲舒的大一统、天人合一和德教思想，凡是不合儒术的，“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但即使这场“儒学的官学化”运动，还是融进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给“通变”留有空间。所以在中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很多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观点都可以找到文化的根源。

陈来指出，“中国的实体论不是去关注实体的属性、样式，而是关注实体的发用、流行。天道实体就在人性之中。”换言之，中国人把“实体”都功用化了，比如“天”，中国的“天”不抽象，不和人隔绝，讲天人合一。比如“仁”，它既是人认识的实在对象，也是个人拥有的东西。所以同样的“价值”，中国人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会讲出不同的含义。

多元汇合，加上缺乏抽象的、外在的、恒定的绝对价值，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会面临着“历史无根论”的挑战。不像年轻的美国，“根文明”的逻辑简单明了，在中国，不同背景的人（如城乡背景、文化背景、阶层背景），对中国文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理解很可能迥然不同。拿基本价值观来说，美国理想可以用《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来表示，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中国，要说清楚、理解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的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文明延续的国度，反而会存在文化自信力的不足和文化认同的挑战。我们的文化确实复杂微妙，但相对就会缺少简易直截的力量，表现在文化的产品与服务上甚至体现不出优势。想想美国流行文化和韩流对我们的影响，再看看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扩散能力吧。

每当我读中国典籍，就觉得世间一切尽在其中，那些哲思格言的精微程度远超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德年鉴》。但看看身边，从政法到经济到社会到家庭到个人，有着大量不文明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不文明、还难以除去的现象，我又常常自问：五千年文明的根去了哪里？因为太过久远，丢失了吗？

一个文明古国，却会出现“文明无根”的现象，实在让人叹息！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明和中国的朝代更迭一样，经常被自我的或外部的破坏所打断，她的确富有自我修复能力，但不断的破坏与复苏，也如一层层的伤疤，慢慢不见了底色。比如，陈来从儒学角度指出，20世纪的中国儒学经历了四次挑战，一是1901年清政府《兴学诏书》倡导建立新学堂，1905年结束科举制度，以及蔡元培主掌教育部后废祀孔、删经学；二是1915年开始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高扬批判、反思、启蒙的旗帜，“打倒孔家店”；三是革命与文革。经过了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彻底改造了以宗族为中心的乡村的秩序，儒学变成一个游魂，对儒家、对孔子的荒诞的政治性的批判是对儒家文化又一次更大的冲击；四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思潮和90年代的功利主义的市场化运动。

美国1776年建国，“根文明”的逻辑明了，拜国运所赐，美国文明一直跟随美国国家实力的增长而成长，随美国成为世界中心而“中心化”，扩延至世界。中国的“根文明”，因其多元、多源的复杂性和阐释的实用性、灵活性，灵魂在游散，元气在离散，加上近代已降国运衰退的折损，以及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扬弃（在开始阶段总是弃多扬少），最后导致“文化无根”的浮萍之感。无根，则必会生出信仰、信任、信念等等危机，只是不同年代表现形式不同。

倒果为因，让今天告诉历史

我们一定是有文明之根的，既然现在不清晰，呈现得也不强烈，那么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寻根？

我想到的方式是，由今而古，倒果为因，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根文明”的逻辑起点，从我们最熟悉、亲自参与的伟大实践中，发掘那些让我们自信、自强、自豪的力量，然后回溯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让今天触动历史，最后告诉我们自己根在哪里。

通俗地说，美国的“根文明”的逻辑是“国父”奠定文明，后代一以贯之地发扬文明，今天是对昨天的继承；中国“根文明”的逻辑是，昨天由今天来归因。这种归因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我们今天的一切都和历史深处的文明基因相关联。对我们今天的行动进行扫描，就是在做文明基因的测序；就是为了在历史文化的根部，找到那些默默塑造和支持我们的行为变迁的因素与结构。

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我们今天的文化寻根，则是开新之后返本溯源的运动。这种方式不是时序意义上的，不是试图在某个历史时点找到我们的“根文明”，而是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探索——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今天正在活生生展开的创造实践。这种实践如同测量仪、过滤器，它已经对我们源远流长的文明做出了接续、发扬或者阻遏的选择，已经进行了“扬”与“弃”。

中国的“根文明”，就在改革开放之当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在我看来也是塑造中国“根文明”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在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说，在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大发展、大变化，“许许多多普通家庭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一点一滴的变化，集合起来就是磅礴的力量”。而他对全球经济的建议——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恰恰也是中国过去四十年发展经验的结晶。

一个民族的文明寻根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装到篮子都是菜；但是，文明寻根的确又是充满主动性的选择。关键在于，这种主动性符不符合历史潮流，能不能反映客观规律。我认为，在改革开放接近四十年的今天，是文明寻根的恰当时点。

这四十年，是和平、发展与全球化的四十年。经历了近现代的屈辱与抗争，经历了革命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初步建设，中国主动进入了全球的竞赛场。由于信息越来越透明，这场赛事相当于是现场直播，人人都能看到。它比的不仅是经济实力和国家地位，也是在比国民素质、竞争能力以及对于发展、自由与幸福的福祉感。

这四十年，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人力资本、不折腾的四十年。虽然也有起起伏伏，但中国人在面对自己、面对世界时，越来越平和与自信。

这四十年，由于中国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规则的接受，中国和全世界大部分地方从事类似的商业活动，进行以知识为基础、以专业分工为前提的生产与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做得很不错。例如，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不到美国的10%，目前则已超过美国的60%。在不少领域，中国开始成为领导者之一。

因果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对这四十年的中国变化和中国人的奋斗与绽放进行回归分析，一定可以在历史脉络中找到文明的根、根的文明。

这种寻根方式，不是要美化自己。事实上，中国今天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儒家的哲学思想及对后代文化的影响，也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野蛮、蒙昧、反文明的根。但是，当文明的一面更好地呈现出来，就能更好地抑制和清除不文明、反文明的一面。

这种寻根方式，也不是要把一切都归为传统，它不是“传统决定论”，而毋宁是为了证明：身处当代的我们，有着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力量。通过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高扬，我们可以赋予自己的行为以鲜活的意义，并把这种意义和文明的根系相连。当我们为自己找到了根，不仅今天会呼吸得更好，而且能为明天的征程提供更浑厚的耐力。

有人或许会说，中国今天的问题也很多，有些疑难杂症很难治理，言外之意是改革开放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改革开放确非尽善尽美，因为从来不会有尽善尽美的时代。但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足以让我们开展文明的总结与寻根。我完全无法想象不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一个喊着万岁、自己告诉自己生活在幸福天堂的国度？今天有人怀念“前三十年”，这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仍有大量难题待解，不解决就会有人怀旧，应该继续深化改革、优化开放，但另一面，这不恰恰说明改革开放本身的巨大包容和弹性吗？今天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接续、扬弃问题，可以平静客观地对待自己所有的历史，这正是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底气和自信！今天进行文明寻根，正当其时！

在商业文明中更好地寻根

数千年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明追寻从未停止过。今天中国的伟大复兴之旅，从根本上说，是顺应和平发展潮流，尊重个人主体性，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不断向先进水平学习、提升自己素质和竞争力的结果。中国的进步与崛起，给了我们追根溯源、通过探索“根文明”进一步给自己赋能的条件。

最近我在阅读美国学者哈罗德·埃文斯写的《他们创造了美国》。该书的主旨是：美国的繁荣史是善于发明创造的人民的历史，他们对技术有着神秘的信仰，从在大平原上用风车取水的早期定居者，到互联网上网络精英，创新、实用发明，是美国卓越背后的主要力量。创新者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大众化的推进者，他们不是靠贪婪驱动，而是怀有远大的抱负。他们把国家的政治理想运用到了经济现实中。

作为一个媒体人和商业文明的研究者，20多年来，我也目睹着“他们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变迁过程。从数以亿计在大地上奔波迁徙的农民工，到善于把握机会、不屈不挠的企业家，从加工模仿到创新引领，无数人的可歌可泣的奋斗故事，让我看到了创新、创造和职业精神的星光闪耀，看到了当代人的努力与自强不息、以人为本、见利思义、一诺千金、以和为贵、敬天爱人等文明价值之间的相互赋能。这种从本质上说是由经济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塑造的商业文明，以及支撑商业文明的新型人格，焕发起我长长久久的好奇心和研究热忱。

中国的“根文明”在哪里？就在当下，在中国人的创造性活动里。那在各行各业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奋斗人格，就是今天中国的文明基石。经由他们自觉或者自发的努力，中国正被重塑，文明正被重塑，她古老而变革，历久而弥新。

对我个人来说，我在寻思中国的根文明，毋宁说也是在探求生命与工作的意义。是这个时代给我力量，我会竭尽全力赋予她荣光。中国的文明进步，既靠根的力量，也需要每一片绿叶的力量。

(预告：下周一将刊出《文明寻思录》最后一部分，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