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一书汇集了浙江大学哲学系

《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一书汇集了浙江大学哲学系彭国翔教授多年来研究儒家传统宗教性问题的重要文章。该书将儒家传统的基本性质界定为一种宗教性的人文主义, 基于西方晚近的宗教观念诠释了儒家传统的宗教性, 并讨论了儒家传统的多元主义宗教观, 说明了作为一种精神性、宗教性的儒家传统对于化解当今世界宗教冲突所可能提供的有益资源。

2019年，在增补近十万字后，该书推出了增订版。本期微信选自该书的“增订版序言”，读者可以一窥比较宗教学视野下儒学研究的概貌。

彭国翔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兼任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ISCWP）会长、国际儒联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以及《欧洲宗教哲学学报》（ for of ）、《比较哲学与欧陆哲学》（ and ）、《中国宗教研究》（ in ）、《中国哲学前沿》（ of in China）等国际学术期刊编委。曾获“2016年度北半球国家与文化克鲁格讲席”（Kluge Chair in and of the North）、“2009年度贝塞尔研究奖”（ Award）、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及中西哲学和宗教的比较。除本书外还著有《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以及中英文论文近百篇英文介绍儒家思想，主编丛书与译丛多套。

本书初版于2007年初，不到年底，首印四千册已经售罄，当年12月又有第二次印刷。如今，转眼本书出版已近十年，这十年来，我除了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两个领域继续耕耘之外，也未尝忽视宗教学的研究。而在此期间，我与西方学术界的不断交流，尤其是2009年秋和2010年夏，我在所获“贝塞尔研究奖”（ Award）的支持下两度至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 ）担任“亚欧宗教史中的动力：国际人文学研究联合团队”（ in the of Asia and , for in the ）访问研究员（ ），以及2012年暑期应邀到哥廷根的马普研究院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Max for and ）访问，也使我进一步了解了西方宗教学研究的现状。

目前，西方从事宗教学尤其亚洲宗教研究的学者，很多是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的背景。因此，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一书汇集了浙江大学哲学系，中国从事宗教学的学者往往受到影响。我数次在德国以及欧洲从事访问研究，自然对此有了高度的自觉，也让我对这种研究取径有所吸收。不过，归根结底，宗教社会学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宗教现象，宗教人类学也基本上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宗教现象，二者至少就研究方法而言大体不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范围。所以，神学和宗教哲学所注重的问题意识，始终无法通过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的取径获得了解。换言之，宗教哲学和神学的内容，或者说宗教之所以为宗教，作为宗教研究的重要甚至根本方面，无论如何不能被化约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清楚。我也希望国内追踪西方宗教学研究的学者对此能有高度的自觉，不要因为效法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就以为所有的宗教问题都可以在这两个学科中得到解释。因此，尽管我也自觉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本书增订版补充的第八章“民国时期的“五教”观念与实践：以冯炳南为例”，就是一例。但是，我很清楚，本书所处理的课题主要还是属于宗教哲学与宗教思想史的范畴。这一点，除了原本诸章之外，在补充的第十章“唐君毅论宗教精神”中，也同样得到了鲜明地反映。

关于儒学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宗教的问题，当然是本书处理的一个课题。不过，在对该问题有所澄清的基础上，本书更多地的是从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角度处理作为一种宗教传统的儒学的许多具体方面。记得本书2007年刚出版不久之后，一位学界的朋友在阅读后曾对我说：“儒学是不是宗教？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宗教以及何种意义上不能称为一种宗教，你这本书已经做出了彻底的澄清。从此以后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休矣。”这位朋友或有谬许，但无论如今是否仍有在对“宗教”观念缺乏深广了解情况下的众声喧哗，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儒学是不是一种宗教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宗教，的确早已不再是一个有待纠缠的问题，而是进一步从事很多具体研究课题的前提了。

本书出版之后，海内外从事西方宗教学研究的一些学者，曾经注意到了本书从宗教学这一角度以及在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中研究儒家传统的意义，并期待我进一步的研究成果。的确，我在本书初版的后记中，曾经表示将“以一种更为系统化的方式来诠释和建构儒家传统的宗教性问题”，以及“在不久的将来，能将自己的思考所得以另一部专著的形式贡献给读者。”当然，这个增订版还远非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只是在对初版文字进行了全面修订的基础上，增补了三章的内容。

这一目标之所以尚未实现，一方面是我这些年来将时间更多地花在了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及儒学与当今世界的研究和思考上，这主要以我2007年迄今出版的几部专书和论集为代表，包括《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2009）、《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2012）、《近世儒学史的辩正与钩沉》（2013；2015）、《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2013）以及《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研究》（2016）。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对儒学之外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传统包括释、道、耶、回等以及各种宗教理论的了解和吸收，仍在进行之中而尚未臻充分。我历来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哲学、历史还是宗教英文介绍儒家思想，甚至中国的文学、艺术等《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一书汇集了浙江大学哲学系，如今要想有透彻的理解和进一步的发展，必须通过比较观照的视野和方法，将其放在世界多元文化传统的整体脉络之中才有可能。因此，我必须要对儒学之外世界上其他主要的宗教传统以及宗教学理论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实现本书初版时后记中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不过，本书增订版新补充的这三章内容，至少可以看出我正在在朝着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向前进。现在，就让我对这三章的情况以及增订所致的全书结构的变化做一说明，以为读者理解的帮助。

本书新增补的为第八章“民国时期的‘五教’观念与实践：以冯炳南为例”、第九章“再论民国时期的‘五教’观念：同源、同化与相处之道”以及第十章“唐君毅论宗教精神”。

第八章曾以“冯炳南的‘五教’观念与实践”为名，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发表于《中国文化》第三十九期（2014年春季号）。1940年，活跃于上海的闻人冯炳南（1888-1956）曾经举办“五教演讲”并印行《五教入门》，在当时的上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可惜的是，以往冯炳南从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篇论文首先介绍冯炳南其人其事，进而专门考察冯炳南举办“五教演讲”和出版《五教入门》的事迹，重点分析其“五教”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实践，具体说明了20世纪40年代广大中国人对于自身宗教传统的自觉认识已经由“三教”转为“五教”。

第九章曾以“再论民国时期的‘五教’观念与实践”为题，发表于《宗教与哲学》第五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这篇论文是在前一篇论文基础上的后续研究。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分别载于《明经说》和《道德月刊》的“五教同化论”和“吾人对于五大教应取之态度”这两篇文献以及其他相关史料的仔细研究，这篇论文分析指出了其中所反映的“五教同源”与“五教同化”的思想观念，所蕴含的“宗教”观及其基础，所提倡的“五教相处之道”英文介绍儒家思想，以及对于立儒教为国教问题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当时的“五教”观念在中国的广为流传以及对于当今世界格局中理解“宗教”以及各种宗教之间相处之道的贡献和意义。

第十章是2007年我借哈佛访问之便完成的一篇专题论文，最初发表于香港浸会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主办的“当代儒学与精神性”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14-15日）。由于文章较长，并未收入后来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但曾经收入我的《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该文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唐君毅宗教思想最为全面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唐君毅的思考非但在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中刻画和凸显了儒家宗教精神的特质，同时也广泛涉及了许多宗教学的基本问题。全面彻底地考察他关于宗教精神的思想，尤其是他关于儒家宗教精神的思想，非但完全是本书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一个探究与揭示儒家传统宗教性的绝佳取样。这一章文字近五万字，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章。

这三章的增补，使得本书的结构较之初版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三篇专题论文分别作为第八、九、十章插入，原来的第八至十三章也就自然延后变成了第十一至十六章。这是本书各章因增订所致篇章结构上的调整。至于各章内容，除了增补的三章之外，并无大的改动。但是，借这次增订版出版的机会，原书中的误植都尽可能得到了全面的改正。个别文字，也借便得到了修饰。并且，补充的三章加起来，字数有近十万字，较之原来的篇幅可以说有不少的增加。这一点，是要特别向读者说明的。至于原来各章文字最初发表的情况，原书后记中都有说明。鉴于初版后记在这一增订版中一并得到了保留。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最后，本书增订出版，除了感谢北京大学出版与我继续合作的意愿之外，我要特别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 of ）。今年下半年，我在国会图书馆担任“2016年度北半球国家与文化克鲁格讲席”（Kluge Chair in and of the North）。作为一项极高的荣誉，该讲席除了一项公开讲座的要求之外，完全赋予获任者充分与自由的时间从事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正是因为这一点，本书的增订工作才能在年底之前顺利完成。

(彭国翔，2016年11月16日于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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