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瑜伽行派与新中观派的思想有哪些？

1、产生于印度教的印度佛教最终被印度教同化

2、反对种姓制度的初期佛教不久就变成了与其它宗教一样的神学体系

3、方便易行的大众化大乘佛教最终密宗化并灭绝

4、龙树对世风的纠正符合佛陀真谛

5、后期大乘的思想使佛教益发地向印度教靠拢

6、瑜伽行派是佛教与印度神教的结合

7、新中观学派对瑜伽学派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也部分的承认瑜伽派的论点

8、密教人士综合了瑜伽派与新中观派的思想

一、印度佛教思想演变的轮廓

众所周知，佛教产生在印度，却在东北亚（包括中国、韩国和日本）和东南亚发扬光大，广为流传，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在印度本土，从佛陀创立佛教始，到13世纪初伊斯兰教国家的入侵者把印度仅存的密教中心——超戒寺（也称超行寺或超岩寺）烧毁，以此为标志宣告佛教在印度本土绝迹，①（①高振农：《佛教在印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页。）其间大约经历了16个多世纪。在这些年间，佛教在印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了解这几个阶段大致的发展状况，特别是与西藏传入佛教的前弘期（约7～9世纪中期）和后弘期（11世纪以后）相应的这一段印度佛教的状况，有助于人们认识印度僧人究竟传播了什么样的佛教到西藏。大致说来，佛教在印度的发展经历了5个时期，即释迦时代（创立佛教之初～佛陀涅槃后一百年）、部派分裂时期（佛陀涅槃后一百年～涅槃后四百年）、大乘和小乘流行时期（公元1世纪～5和6世纪之交）、大乘鼎盛时期（5和6世纪之交～7和8世纪之交）和密教化时期（7世纪～10世纪末）。②（②参见高振农：《佛教在印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2、56、80、93、116、141页。）如果对这5个时期的教义、仪轨的变化和兴衰进行叙述，这将是一门精深的学问，远不是笔者所能胜任，而且与文章主题也离得太远，因此没有细究的必要。这里仅对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时期进行必要的讨论。

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时期是密教化了的印度佛教，即7世纪以后，特别是7到10世纪。台湾著名高僧释印顺认为，秘密大乘佛法是晚期印度佛教的主流，从其创发、弘传，到其衰落、灭绝一共有800年（500～1200）。①（①④⑤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93页，第16、18、19页，第19、21页。）西藏从印度引入佛教从7世纪开始，大规模的引入和群众广泛信奉佛教主要在10世纪以后。因此，这一阶段的印度佛教是我们探讨的重点。

佛教在今天几乎就像是一个黄种人的专属宗教

佛教，作为一个在境外具有广泛和久远影响的世界性宗教，为什么在其诞生地会迅速灭绝？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印度的佛教哲学与印度社会的关系进行一番探讨。哲学和宗教是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而特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要与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相适应。所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不研究印度佛教的性质、功能和印度的社会环境。此外，由于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始终是印度教，所以，它又不能不牵涉到印度佛教与印度教的关系问题。而实际上，印度佛教与印度教的关系正是经历了一个从斗争、分流，再到融合与回归的过程，并最终使自己在印度教的大潮中灰飞湮灭。

追溯佛教在印度发生、发展的历史，就不得不追溯印度佛教从创立、发展到消亡其哲学观念的基本变化。这里，笔者仅想就与藏传佛教有关的部分内容，即龙树的中观理论、瑜伽行派，即无著和世亲的思想、寂护对中观与瑜伽理论所做的综合，以及后期佛教与印度教哲学中最基本的相似观念等做一个最简单的勾画。

印度宗教构成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地位远远胜过印度教。但是在印度，它却始终不是印度教的对手，从来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关于佛教与印度教的关系，印度现代著名哲学家S．拉达克里希南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耆那教、佛教和锡克教是印度思想的产物，代表了印度教内部为满足印度教信仰在各个不同阶段的特殊要求而出现的改革运动。”②（②S．拉达克里希南：“印度教”佛家思想内容有哪些，载G．T．《印度的遗产》，陶笑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294页。）这里，引人注目的几个字是“佛教是印度教内部”“为满足印度教信仰”的“改革运动”，它一语道破印度佛教最终逃脱不了被印度教同化的命运。

最初的佛教

主要分布在恒河流域与印度河上游地区

佛教是作为反对种姓制度的沙门思潮而产生的。种姓制度，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结构，与印度社会的形成与生俱来。随着正处于文明起源阶段的雅利安人从中亚（或南俄罗斯）来到印度河流域定居并开始与当地土著达罗毗荼人融合，就逐渐形成了婆罗门、刹蒂利、吠舍和首陀罗这四个种姓。种姓制度既标识着行使不同社会功能的职业分工，也区分着雅利安人与当地土著血缘的不同。从公元前10世纪形成的婆罗门教，到公元5世纪婆罗门教的复兴（也就是印度教），其间虽有反对种姓制度的沙门思潮，但印度的社会结构始终不曾改变。作为改革思潮，针对“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这三大纲领，佛教提出了“缘起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而决定，也就是由各种条件和因果关系相关联而生成。佛教反对婆罗门教认为神主宰一切，必须通过祭祀来取悦于神的理论，主张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去除各种欲望来实现灵魂解脱。佛教主张众生平等。针对婆罗门教杀死大批牲畜用于祭祀，佛教还提出了戒杀、素食等主张。③

（③刘建、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3页。）

印度的贱民阶层

与婆罗门教不同，初期佛教没有神秘和天启的味道。释印顺把释伽牟尼的学说归结为“中道缘起说”，认为它是针对当时居家的婆罗门教徒贪图享乐和出家的沙门苦行主义两种极端倾向的一种折中。他说：“佛法不是重信仰的、他力的、神秘的，也不是学问的印度瑜伽行派与新中观派的思想有哪些？，而是从现实人生着手的正道，是从正道的修行中求得解脱。”但是，佛陀并不反对种姓制度，认为这只是“社会发展中的分工”和“彼此应尽的义务”。释印顺认为，对于奥义书的思想，如依业而有轮回，依智而得解脱，佛陀是看作事实的。“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因此他否定常、乐的真我，主张“无我”和“性空”。佛陀“不是见真我以契入梵界，而是从无我而契入正法。”④（①④⑤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93页，第16、18、19页，第19、21页。）这样，佛陀消除人生无常给人带来的痛苦是通过建立“无我想”而实现的。佛法还是“缘起说”，“圣道是因缘相生而次第增进”，因缘就是“种种关系、条件、因素”，“依因缘而有，也依因缘而灭无”，“依此而知生死解脱的可能性”。⑤（①④⑤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93页，第16、18、19页，第19、21页。）总之，“中道缘起说”和“无我想”是佛陀学说的两个重要因素。

阿育王的孔雀帝国时代

是佛教的第一次大规模传播

在阿育王的支持下

佛教开始占据整个次大陆和周边地区

德•拉•瓦莱•普桑也强调初期佛教与后期的不同，认为在佛教建立之初是“圣徒崇拜”，佛教与一切仪式主义和迷信不相容，它否认一个神祗创世者和天佑，而具有高度的道义性、悲观主义、温和与人道。他说那些圣徒具有真正虔诚的人的一切慈悲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变了味。从纪元之初起，佛陀变成了神，佛教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众神和天国，其信徒希望通过修行和祈祷再生于天国之中，而这个天国已不再是感官体验的世界，却是一个礼拜和沉思冥想的永久居所。①（①德•拉•瓦莱•普桑：《佛教》，载G．T．《印度的遗产》，陶笑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181页。）这说明，在佛陀涅槃以后不久，佛教就变成了与其它宗教一样的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

在初期佛教之后，经历了一个佛教大发展和部派分立时期，到公元前1世纪，大乘佛教开始兴起。“这是佛法而又大乘的，倾向于理想的、形而上的、信仰的而又通俗化的佛法。”②（②④⑥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97页，第126、115、116页，第135页。）方便易行对于佛教的广泛发展非常重要。而一个大众化了的宗教是很容易与任何文化融合的。纵观佛教思想的演变轨迹，我们会发现，从婆罗门教到佛教的出现，再到婆罗门教的复兴（印度教）和佛教的密宗化，直至佛教最终灭绝，这是一个相反相成却又一脉相承的思想过程。

中亚希腊人的入侵也让他们开始出现佛教信徒

到公元200年，随着大乘佛教的广泛流传，受到所传当地文化的影响，佛法有在理论上进行规范的必要。龙树（也有译作龙猛、龙胜）就是适应这一时代要求在印度佛教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大乘论师。龙树的时代被称为“初期大乘时代”。龙树是南印度人，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150～250年，他到过印度北部边境的雪山，也在印度东海岸的奥里萨著书传教，还在南印度和中印度弘法，所以印度瑜伽行派与新中观派的思想有哪些？，他的思想有贯通南北的特色。龙树的著作经西域传入中国，在5世纪译出了4部。在7～8世纪，佛教传入西藏以后，有更多龙树的作品被翻译成藏文，还有各种注释本，大都属于瑜伽行派。③（③我国在5世纪译出的四部是《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和《十住毗婆沙论》。西藏在7、8世纪译出的有《根本中论颂》、《六十颂如理论》、《七十空性论》、《回诤论》和《广破经》。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9、110页。）这说明龙树的思想对于藏传佛教产生了深刻影响。

早期佛像大都受到希腊艺术风格的影响

贵霜帝国的金币 反面就是一个佛陀形象

大乘佛法称传统的佛法为“小乘”，他们轻视佛陀建立的僧伽组织的谨严纪律，不愿过集体生活，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此外，大乘论者对“空性”的理解也有偏差，认为“空是无二无别，一切法平等，所以空中无善无恶，无业无报，无修无证，无凡无圣”。他们轻视世俗生活，更藐视人间善行，正如人们对大乘佛教所批评的“口但说空，住在有中”。针对社会上这种藐视世俗道德的现象，龙树力图进行纠正，以探求佛法的真义。

贵霜帝国开始 佛教进入了第二轮大规模扩散

佛法说缘起，是承认世间万物的；但又说性空，这就未免有轻视或破坏世俗事物的倾向。龙树首先要论证的就是“缘起”和“空性”的统一。为此，他提出“无自性明空性”。为什么一切法空？因为一切法是没有自性的。为什么无自性？因为是缘起的。因此，有自性就不是缘起，缘起的就没有自性。而无自性就是空的。那么，什么是“无自性”呢？龙树认为，社会上的每个人“根”性是不同的，由于根性不同，对事物的观感也就不同，自性也就不同，这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通过提出“无自性”这一概念，龙树就把“缘起”和“空性”统一起来。由于“缘起即空”，“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一切依于性空，依性空而成立一切”，这也就是“世间即涅槃”了。龙树从而论证了大乘佛法的基本思路。但是，这里的“空”不是真的，而只是一个假名。因此，释印顺把龙树的理论称为“性空唯名论”。④（②④⑥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97页，第126、115、116页，第135页。）在龙树的时代，大众佛法与传统的佛法处于严重对抗局面，而他提出的理论兼容并蓄，适应了双方的需要，确立了不二的中道，所以称为中观理论。总之，龙树的中观理论既批判了脱离世俗的虚无主义倾向，又纠正了非道德的偏差。释印顺认为，“佛教的真精神，是属于东方的。”佛教“抨击极端的纵欲与苦行，说‘莫求娱乐及下贱业，莫求自身苦行，离此二边，则有中道。’倡导不苦不乐的中道，为释尊彻始彻终的教说。”⑤（⑤释印顺：《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载释印顺：《印度佛教论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9页。）可见，龙树对世风的纠正是符合佛陀真谛的。

法显和尚的行程就是完整的贸易与佛教传播路线图

4～6世纪是后期大乘佛法时代。尽管这一时期也是部类众多，却与初期大乘有显著不同，以如来藏、佛性及与如来藏思想接近的佛菩提、涅槃功德的阐扬为倾向。在理论方面，有无著和世亲的瑜伽行派。在这之后，得力于佛护与清辩的学说，中观理论又得到复兴。从此，两派的论争使佛法进入了严密的思辨时期。⑥

（②④⑥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97页，第126、115、116页，第135页。）

如来藏来源于《华严经》的一段故事。这个故事说，世界与佛都住在莲花上，华藏（如来）是莲花胎藏，也就是说莲花从含苞到开花，果实始终藏在花内，如胎藏一样，等到花瓣脱落，莲子就完全呈现出来佛家思想内容有哪些，表示每一个人“本具如来”的佛性。《如来藏经》就是以潜藏在莲花中的莲子为比喻来说明这一道理。而莲花座上除了如来佛以外，还有世界，这就说明客观世界与人内心中的佛是同一事物。如来藏的提出使佛教发生了深刻变化，大乘佛教思想中从此出现了一个“我”的观念，也就是说，只要修行得法，人人都可以成佛，因为在人的“莲花座”中，潜在的具有佛的本性。

《梨俱吠陀》

“如来常住”思想的提出对于克服佛教的虚无主义，使之走向世俗化意义十分深远。但是，这一思想却非佛教的发明，或毋宁说是印度教的发明，或者说是印度文明最古老和基本的观念。胎藏的思想渊源于《梨俱吠陀》中的金胎神话，这个神话蕴涵着世俗神我的思想。此外，《大般涅槃经》所说的如来涅槃是“常乐我净”、“法身常住”和“寿命无量”，这意味着这个涅槃状况是超越时空、生死流转和永恒的，正所谓“何者是我？若法是实、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变易者，是名为我”。而这种提法又与《奥义书》所说的我“是常、是乐、是知”如出一辙。所以，众生、菩萨、如来，虽然有三个名字，其实只是同一法身，也就是如来藏我，①（①③⑥参见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8－159、138－139页，第142－143页，第356－358页。）也就是“梵我同一”。对于这一思想，印度著名哲学家S．拉达克里希南认为，在印度各种信条和虔诚的背后，有一种不与任何时段相一致而是贯彻始终的统一性，这就是直觉的智慧，或者说神启的观念。印度人的宗教虔诚根源于认为在人和神之间，存在着生命的一致性，它是看待人生的方式。但是佛家思想内容有哪些，“一个被理解的神不是神，而是我们心中一个人为的构想物”，这个构想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而我们能够觉察真实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存在着有能力觉察真实的某种东西”。②（②S．拉达克里希南：“印度教”，载G．T．《印度的遗产》，陶笑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304、305页。）拉达克里希南所揭示的这一深刻道理，也正是如来藏观念的核心，它突出了一个“我”字，也就使信佛的人从主观上认识到自己的内在潜能并为了实现这一能力而不断努力。

除了突出“我”的思想，后期大乘还提出了“有色”和“不空”的思想。初期大乘认为，“观佛如观虚空”，“佛是不能于色声相好中见的”，这种观点被称为“法身无色说”。后期大乘则继承大众部“如来色身无有边际”的信仰，而形成了“法身有色说”，认为法身相好庄严。③（①③⑥参见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8－159、138－139页，第142－143页，第356－358页。）这样一来，后期大乘就形成了“有我”、“有色”和“不空”这三种不同于初期大乘的主张。而这些主张的提出，就使佛教益发地向印度教靠拢，并预示着最终将会被同化在印度教思想体系之中的命运。

大乘佛法的特色是不离一切而超越一切。不离一切世俗之物，所以大乘佛法的态度不及初期佛法谨严；但适应性强，这也使居家佛教徒的地位不断增强。到4世纪以后，情形更为显著。此时，无著和世亲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无著与世亲都是4至5世纪的人，他们的思想被称为瑜伽行派，瑜伽行派与龙树的中观派被并称为大乘佛法的二大正轨。大乘论师都是南印度人，所以说大乘佛法起源于南方，大成于北方；无著和世亲都是北印度人，所以又说瑜伽行派起源于北方，大成于中印度。

瑜伽行派是密教已经流行时期的大乘思想，是佛教与印度神教的结合。那么，什么叫瑜伽？按照《瑜伽经》所下的定义：“瑜伽是对心的变化的抑制。”也就是“控制心的意识波动，止灭由各种对象引起的思考与情感活动，以达到最终解脱。”④（④王慕龄：《印度瑜伽经与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瑜伽经》的编纂者是钵颠阇梨，一般认为，《瑜伽经》的编纂年代在公元300年至500年之间，而作为修行方法和理论，瑜伽早在吠陀、奥义书和史诗的年代就已经出现。根据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印度河文明时代，瑜伽就已经广为流传，挖掘出的文物有三面神，它是百兽之神，也是婆罗门教大神——湿婆的原形，正在练习瑜伽。⑤（⑤参见王慕龄：《印度瑜伽经与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3页。）可见，瑜伽是印度文明中最古老的文化元素。

佛教的修行起源于瑜伽。佛法是重于止、观、定、慧等身体方面的修持的，修持的这四个方面通称为瑜伽。“瑜伽是对心的变化的抑制”，是指所有意识的活动，心在《瑜伽经》中被普遍使用。因此，念佛也就是心的活动。念阿弥陀佛，就想象能见到佛；见了佛就问佛；然后，从自心作佛，理解到心即是佛；心有想法，就是痴；心无想法，就是涅槃。在念佛的时候，观念与身体和生理有密切关系，也要与呼吸相配合（念出入息）。⑥

（①③⑥参见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8－159、138－139页，第142－143页，第356－358页。）

由于密教离初期佛教已经很远，所以，一方面作为瑜伽行派的无著和世亲不能无视密教违背佛陀初衷的做法，如密教的“以欲离欲”，即以纵欲来应对欲望，必须对它们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对这些新的观念和作法又无能为力，于是只好试图对这些新的教义和做法提出自己不同于流俗的解释。瑜伽行派因此也被称为唯识宗，其教义是“唯识说”与“三性说”，主张“唯识无境”，也就是一切现象都是由心识，尤其是心中的阿赖耶识种子所产生，客观世界并非实有，亦即“内识非无”，“外境非有”。他们不同意龙树所提出的“一切法无自性空”的观念，而是继承了如来藏“不空”的思想，把如来藏提出的“莲花说”发展为“种子说”（即阿赖耶识），认为人的自性是存在的。他们提出“空所显性”。空就是心，也就是光明，正是由于心的存在，才能像光芒一样把周围的事物照亮，才能看见周围的事物。这样，他们就突出了心（自性）在认识客观世界和获得智慧方面的作用。他们提出了“三自性说”。三自性即“心境有三：一者，有言有相心境；二者，无言有相心境；三者，无言无相心境”。认为以心识为因缘而派生的现象世界是“依他起性”，对现象世界分别执为实有，即“遍计所执性”；排除客观世界的观念，体认一切唯有心识，即达到“圆成实性”。⑦（⑦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唯识宗”条。）但他们所解释的缘起并非所有众生都一样，而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即“分别自性缘起”。他们把人的本性区分为“本性住种姓”和“习所成种姓”两种，认为在获得涅槃的道路上，修习的作用是重要的，说“修习多修习，故而得转依”。转依，是转生死杂染而得清净（光明）法界，而生死杂染是以阿赖耶识（种子）为依据的，阿赖耶识灭而得转依，也就是进入涅槃。这样，转依就是种子转，所以上面所说的两种本性也并非是不可逾越的。①

（①④参见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8－247页，第377－379页。）

此外，瑜伽行派的卓越成就是因明学的高度发展，因明学即论理学（逻辑学），它对佛法的影响极大，几乎成为学佛者的必修科目。这是由当时的辩论之风所开启，瑜伽派与后期中观派的论争，如“空有之争”，就往往采取公开辩论的方式，还有一些辩论，是居家论师为了与自己的对手辩论而住进寺院，一辩就是好几年。

在5～6世纪的印度，由于佛护与清辩两位论师的出现，一度衰落的中观学派又重新兴盛起来，形成与瑜伽行派既对抗又合流的局面。复兴的中观学派针对瑜伽学派对龙树“一切法无自性空”观点的反对和新提出的一些观点，做出自己相应的批评。但是，由于佛教世俗化倾向的加重，他们也部分的承认瑜伽派的论点。如清辩以为，因缘生法，世俗谛是有自相的，自相也就是自性。他还说外境不是自性的，但依境产生了种种“心”。所以，应该自己加以认识（自立量），他也因此被称为自立量派，或自续派。②（②③⑤释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22页，第376页，第380页。）由圣解脱军在5世纪末6世纪初写成的《现观庄严论》被认为是综贯瑜伽派与中观派意趣的主要著作。前弘期（8—9世纪）向西藏传播佛教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之一——寂护也属于综合上述两派思想的论师，被称为自续——自立量派，他继承了清辩的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是《中观庄严论》。就是这个寂护，曾经在印度密教最大的中心超戒寺作住持，并在大约763年前后来到西藏。不久之后，他把弟子莲花生召来，与西藏当地的苯教徒展开一场“佛苯之争”的辩论，并在山南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座有僧伽组织居住的佛教寺院，奠定了西藏佛教的基础。由于寂护在我们的论题中占有重要位置，我们将在下面还会专门谈到。

——《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

《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