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思想与晋宋士族隐逸诗创作渐兴

儒道兼济是晋宋时期的大多数士人的人格特征，无论士族或庶族，其隐逸行为与隐逸诗创作都与儒道思想有一定的联系，故不可孤立论之。

晋宋士族更多接受儒家“隐以待时”的思想，作为玄学的主力军，其隐逸诗中玄学色彩浓厚。而晋宋庶族隐逸诗体现出明显的儒家尚实干精神和固穷思想，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隐逸诗中亦有老庄之思，但较少抽象思辩色彩，诗歌整体以抒情为主。

东晋与刘宋时期，佛学思想的兴盛更进一步影响到隐逸诗的创作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关系，佛理隐逸诗创作渐兴，除僧人外，一些士族名士亦有佛理隐逸诗的创作，就目前诗歌保存情况而言，一般庶族佛理隐逸诗创作较少。

儒释道思想与晋宋士族隐逸诗创作

东汉以来，社会动荡促使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的衰微，道家、佛家思想亦趁势而起，士人开始引道入儒，隐逸诗亦多实现与儒道思想的结合。

一、儒家隐以待时的思想

儒家更多主张入世，相悖于隐逸所提倡的避世远俗精神，而这并不意味其排斥隐逸。儒家所主张的隐逸是以“天下无道”为前提的，此是儒道两家的区别。儒家的隐逸更多像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行为，虽有与政治不合作的形式以显示人格的独立完整，但是却依然蕴含着对政治抱负的希冀。

儒家主张的隐逸以“道”为行为标准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关系，虽为退隐，实则主张保全进修自身，待有机遇则动，是一种曲折进取的模式。这种保全生命的主张与道家相接，体现出远祸全身的重生意识，但其本质仍是强调入世儒释道思想与晋宋士族隐逸诗创作渐兴，强调“道”的重要性，就其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对政治葆有积极的又带有自由性的“隐以待时”的思想。

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正是基于此地的风景秀美，名士众多。晋宋时期，建康与会稽是晋宋士族的重要的聚集地，王羲之正是在此过着“吏隐”的生活，虽后期归隐，亦是在对家族子弟进行妥善安排之后。

谢灵运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因被看作文士而不得志，后第一次隐居始宁，修山建园，似有终老之志，后宋文帝继位，多次征召乃出，可见归隐并非真正的愿望，用世之心依然存在，这种“隐以待时”的隐逸观与老庄思想相合，成为士族所偏好的出处同归的隐逸思想。

当士族地位与皇权相龃龉时，便需要借助老庄的高蹈来求取自身与家族的安稳，固虽其羡慕老庄式的自由，并极力言之，却少有真正的实践，多是借风流的衣裳来掩饰入世的矛盾罢了。

而这种“隐以待时”的儒家隐逸思想较好地满足了士族士人与现实政治的斡旋，以精神高蹈的外衣来掩盖其家族荣誉感与现实功利主义，故更容易被接受，转换为带有儒家性质与士族性质相结合的隐逸，其缺点是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孔子所主张的隐逸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和对其“道”的坚持，更多地以家族的利益作为行为的准绳。

二、佛道思想与士族隐逸诗

老庄哲学本身即与士人的隐逸行为相合，其主张的无为与逍遥之旨满足了士人对现实的逃避心理及对精神自由的寻求。受此哲学观影响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关系，士人逐步关注自我，重视个体生命的探讨，并崇尚道家所提倡的自然人格。

老庄玄学影响了士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这种玄学品格亦浸透在晋宋隐逸诗之中，表现在与老庄思想相关的隐逸诗数量渐丰，其中尤以士族为代表，同时其在玄佛思想影响下隐逸诗多表现出尚怡情与重玄言哲理的特点。

隐逸诗在晋宋时期总体已实现了由传统的对生命忧患的“悲情”意识到隐逸以“乐情”、重自适的转变，隐逸诗的悲情意识逐渐减退，重视自我性情的舒张成为隐逸的主旨，同时对玄学人格的追求是晋宋士人的行为特色。

同时，晋宋士族隐逸诗虽亦与道教文化相联系，但多以抒发慕仙之意，且重视诗歌的辞采。晋宋时期士族崇尚道教，家族子弟亦多道教信徒，但却较少抛却现实物质条件而入道者儒释道思想与晋宋士族隐逸诗创作渐兴，他们虽羡慕道教文化中的神仙隐逸的高蹈色彩，而较少实践性，这与其固有士族意识相关。

儒释道思想与晋宋庶族隐逸诗创作

一、儒家的“无道则隐”与“固穷”、“重农”思想

晋宋时期庶族隐逸诗与儒学思想关系较密切，这是因为其学术更多地保留了汉末的儒学传统，这在隐逸诗中一个鲜明特点为：以“无道则隐”的思想为隐逸出发点，并以“固穷”思想来坚守其道。

晋宋庶族士人多重视儒学，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的儒学传统，汲取儒家的进取精神，但其时特殊的门阀政治环境加大了庶族士人个人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碰撞，仕进道路更为崎岖。同时，动荡时局与地位的不平等性加深了他们对社会的敏感度，使其能够更清醒地面对无道的现实，并依据儒家提倡的实干精神与固穷思想，坚守其道。

陶渊明的隐逸与隐逸诗创作是与儒家思想有深刻联系的，据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一文统计，陶渊明仅对《论语》的引用就达37次，说明其对儒家的经典颇为熟谙，隐逸诗体现出儒家“无道则隐”隐逸观，同时受“固穷重道”与“重农”思想的影响。

陶渊明继承了儒家“无道则隐”的隐逸观念，同时选择以“固穷”的方式来坚守其内心准则。在门阀林立的社会选择背道而行，陶渊明所寻求的隐逸有着决绝的态度，他是有感于社会虚伪黑暗的“无道”现状，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和淳朴的节操，并通过归耕田园来远离世俗尘网，寻找身心的自适。

二、佛道思想与庶族隐逸诗

晋宋时期，儒学衰微，老庄思想与佛学作为先进的思想潮流，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寒庶士人受时代风气及功利文学观的影响，亦有濡染老庄之思，但其此类隐逸诗作品数量及其中的佛道成分、感悟程度整体少于晋宋士族隐逸诗。

以玄言入诗，是对时代思潮的临摹，虽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寒庶士人以情为主的诗歌抒情特色，但其本身的政治反抗色彩及对个体自由的重视使庶族士人更愿接受与把握老庄思想所体现的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其隐逸诗中的玄学思想有别与士族的侧重思辨与怡情体验。

陶渊明的隐逸诗亦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提出“抱朴还真”、“抱朴守静”的道德修养模式，“朴”和“真”均指未经礼法和智巧沾染的纯朴天性，不萦于物欲。晋宋庶族士人带有老庄色彩的隐逸诗是时代文风的影响，但其大多与士族偏于对玄学义理的崇尚不同，追求更接近老庄所传达的道的本质，而较少囿于义理之思，更多直接地体现个体生命的舒张，这种对上古时代的企羡亦形成与现实环境的对立与批驳。

晋宋庶族隐逸诗创作与佛教、道教思想亦有关系。东汉中后期，道教在中国迅速兴起，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逐步成熟。佛道两家虽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在争论中亦相互吸收融合，对晋宋隐逸诗的创作带来影响。晋

宋时期出现了许多佛理隐逸诗，创作群体以诗僧为主，其多属于中下阶层，佛理隐逸诗创作亦与玄学相联系，一般寒庶名士虽亦有与诗僧的交往，但就目前晋宋诗歌保存情况来看，其佛理隐逸诗成果不丰。

同时，此时期与道教相关的隐逸诗成果众多，并以游仙诗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与道教相关的隐逸诗作者多出自寒庶阶层，多为真正笃诚的道教信徒，并多具有道士的身份，其中以郭璞为代表，其抒发隐逸之旨的《游仙诗》渗透着浓厚的道教文化。

郭璞是一位清醒的道教信徒，其游仙诗跳脱出传统遨游仙境的主题，使隐士的形象在游仙诗中得到强化，诗句飘飘而凌云，将道教文化与奄蹇的现实处境相结合，借游仙而抒其郁结，将传统游仙诗的题旨由超脱长生发展至隐逸以及对精神自由化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