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政”“教”观念

看了些回答，大过年的闲来无事，胡咧咧几句。

如果拿当代的或者口耳相传的或者个人认定的“儒家思想”“政”“教”观念来考虑这个问题，虽然用尽全力来解释，却难免时空错乱或者人云亦云之讥。

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个人认为，一定区分“真儒”与“伪儒”，揭开顾颉刚先生所云的“文化的层累效应”之遮蔽，方可见其枝干之粗壮与雄奇。如果论者眼中的儒家就是裹小脚、三从四德、贞节牌坊之类的观念，如同近世欧洲看待中国人“瓜皮小帽、长袍马褂”一般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那么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可以休战矣！南怀瑾先生曾云《大学》《中庸》是儒家最为核心的两部著作，后学颇以为然。这两部著作，成书较早：“儒家思想”的“政”“教”观念，篡改不多，至于其他经典著作，仍需瞪大眼睛去伪存真，否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对于“政”之理解，似乎放到春秋战国的特殊环境中来理解更为合适。毕竟，夫子不知道后世“国家与社会”的两元界分，不知道文官政治与科举制，不知道后世政治已走向高度的专业化与精细化。那个时候，邦国林立，碎片化程度登峰造极，国是小国，家是大家，因此，在一个宗族制大家庭中当个会计也是“从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儒家思想”的“政”“教”观念，孰敢不正？”如果将“政”单纯理解为现代社会的驴象之争、统治与服从，思路未免过于局限。唯有越过时空障碍，才能理解儒家纲领中“修齐治平”如何能够一脉贯通！

对于“教”之理解，如果执拗于教主崇拜、严格组织化与仪式感，必然无法解释为何绝大多数种族与人类大多数时段都有宗教寄托，独独华夏没有？冯友兰先生将儒家思想解释为“超道德情感”，其实不过是在固有的狭义的宗教观念与华夏传统中做了一个文字上的协调。其实，将儒家思想解释为当时的“宗教”，有何不妥？

综上，儒家思想是千年政教合一，问题很大吗？

据说，夫子整理了《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管“思”做实词还是“虚词”，“无邪”的真义确是实实在在地！看《四书》，尤其是《大学》《中庸》，试问皇上在哪，三叩九拜在哪，裹小脚在哪，分权制衡在哪？看《易》，是否明了生存追问、时空追问，是否知晓“一画开天”之于开辟文化传统之惊世价值？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之用力日久，不在权力分立，不在分权制约，更不在如科学时代以后之种种奇技淫巧，而在精神世界之纯洁无邪，还人性之不同于动物性的轻灵秀逸与超脱，这样的理念，从终极意义而言，同道家之“道”，释家之“解脱”，耶教之“上帝”，有何本质不同？正因为如此，夫子才可能在轴心时代，同苏格拉底、佛陀并列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