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周若愚
中国式的立言方式——“述而不作”，重在学术、思想、文化之生命整体性和连续性。也许，这是重振儒学和中华文明，使其成为当代性的活的文化精神的一种可能之途径。
在今夏出版的新著《孔孟大义今诠》中，66岁的南阳籍学者、哲学家、北师大博导李景林阐述了这一观点。
因触及儒学当代性等焦点问题，李景林的观点在学界和传统文化爱好者中引起较大反响。就此，7月上旬本报邀请李景林走进本报“文化会客厅·云上会客厅”。
从方法论角度
试解儒学学术之“蔀”
《孔孟大义今诠》是“孔学堂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部。该丛书由政府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旨在让优秀的学术成果得以向非专业的传统学术爱好者普及，同时汇集中国文化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成果，便于学界学者间的交流与碰撞”。
李景林身兼中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在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道家哲学等领域颇负盛名。《孔孟大义今诠》40余万字，精选了李景林近30年来创作的25篇文章，堪称其学术思想的总结和精华。李景林在自序中写道：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文化建设之缺乏原创性因而收效甚微，“今欲救此失，重振儒学和中华文明为当代性的活的文化精神从方法论角度试解儒学学术之“蔀”，借资先儒先哲‘不作’‘不立’之诠释传统，乃一种可能之途径”。
孔子曾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所谓“述而不作”，要在通过经典系统的重建与诠释以建立切合当下生活的思想系统，实寓“述”以为“作”。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学术之主流。其依止于经典重建的“述、作”之义，亦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建构的基本方式。
李景林认为，正是得益于这一治学方式，中国历代儒者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着力于推翻一个体系以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而是着眼于经典意义系统的重建，以面对时代问题、因应当下生活。其立言方式，表现为“述而不作”、不立之立的特点。
上世纪初，西风东渐，纳入西方学术框架体系似乎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现代转型的一个必经之路。民国初年的“整理国故”运动，即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一种散乱无系统的客观资料，而用西方现代的学科模式和学术规范对之进行分类研究，以形成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儒学亦被纳入到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研究。
在李景林看来，这一研究方法与中国古代学术立言方式不同，其立意在“创作”，对中国现当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固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此一“创作”，“乃以古学为无生命之研究客观和过去时意义之知识，其‘创作’之原则与概念模式全部由外‘拿来’，导致了中国学术和文化既失其主体性，亦无由关联切合社会生活”。
李景林学识精湛，对西方哲学和哲学史同样颇有研究。学界认为，他的观点，并非囿于一地的井蛙之见从方法论角度试解儒学学术之“蔀”，而是站在中西方哲学研究的视野中，从学术实践中感悟、生长出来的。
出版社在新书的推荐语中，称《孔孟大义今诠》“秉承孔子‘述而不作’之传统……‘不作’恰是思想文化传统不断转生于当下的传承途径”。李景林则谦称自己“鲁钝”李景林教授的儒家思想精神，“学力不逮，于孔孟大义，无能有‘作’，唯‘述’而已”。
由两位宛籍哲学家
见证学术观百年之“变”
李景林这一学术观点，与同乡先贤、哲学前辈冯友兰有所不同。
李景林是南阳城区十二里河人，在他的各种学术头衔中，南阳人最为熟悉的，莫过于他的中国冯友兰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的身份。河南或南阳举办冯友兰学术研讨会、纪念会等活动，他如有时间必定参加。
李景林是在冯友兰影响下走上哲学之路的。小学时，他曾听老师充满自豪地讲过冯友兰的事迹，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影响了他的学业与人生。1978年填写高考志愿时，李景林填报的三所重点大学的第一志愿都是哲学专业。他后来被吉林大学录取，先后攻读了哲学学士、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
世纪哲人冯友兰一生著述繁富，但学界最常称道的，是他第一个系统运用现代学术方法，参照西方的哲学观念，建构起中国哲学的学术体系，实现了中国思想学术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李景林说：“冯先生的努力，使得儒学能够在现代学术水平上与西方哲学、学术思想和文化进行交流与沟通。”
“冯先生虽然用西方的理论体系观照、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但他的解释和阐释是原原本本的，是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是儒学的，他自身与他的学术之间有着血肉联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研究方法所表现出的抽象化、非历史的倾向，把儒学研究带上了一条学院化的道路。儒学与生活越来越“隔”，渐渐缺失原创内容和生命力，造成了学术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下民众生活之间的两歧。
倡导“述而不作”，是对传统学术方法的再认识，未必是对冯友兰学术理念的背离。采访中，李景林背诵了冯友兰书中的一句话：“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就一西洋义理之学史。”然而，“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尤其著者”。这段话表明，在哲学与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友兰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方法论自觉。
“西方塑造了近代世界体系与学术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百年后的今天，重新认识、再次运用深植于中国本土的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对于李景林这代学者来说，同样是一个清醒的选择。
以教化特质
倡导儒学与生活之“融”
《教化—儒学的精神特质》这篇文章，是《孔孟大义今诠》全书的绪论。
20世纪80年代末，李景林即拈出“教化”这一观念来诠释孔孟及儒家的思想系统李景林教授的儒家思想精神，他认为，教化是儒学的核心观念。儒学以教化为旨趣，而不专主于认知性的理论建构，这是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地方。自确立这个理论后，数十年来他一直在阐释、充实、完善这一理论。
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中，儒学一直表现着整个中华文明的显性特质。上世纪初以来李景林教授的儒家思想精神，由于儒学产生和巩固的历史背景不再，加之西方文化以强势经济为载体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极大的冲击，使得目前儒学这一精神资源变得很脆弱。儒学所具有的经世致用与浸润人心的作用也已式微，甚至产生了“游魂说”“博物馆说”等悲观论调。
身为著名儒学学者，李景林不可避免地关注儒学的现代命运与未来发展。他认为，百年来儒学在社会的现实层面虽有断裂，却并未断绝。儒家文化在中国人的心中仍然活着。原因就在于儒学教化的力量。教化会落实到人的人格和精神气质里面，不可能轻易断掉。
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的儒学研究退居学院化一端，导致作为中国文化学术的整合基础和人伦教化的超越性本原的传统儒学，转而成为现代学术中的一“科”，成为无关乎社会生活的“理论”和析出于历史连续性之外的“知识”，难以构成中国文化重建的一个活的文化生命动力。它在现实中也不再作为一种思想创造的来源，无由参与中国当代思想创造活动，而仅成为一种历史知识。
李景林认为，未来学院儒学的发展一定要借鉴传统精神，进行一种思想创造，以契合世道人心，解决当代问题。这样，中国未来文化才会有一个自我发展的方向，即文脉与血脉的延续。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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