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政制文明的建立,存在三个“胎里带”的毛病

以“道”为本原的礼乐文明,“金字塔”型的政治建构,“家国同构”的教化体系,让华夏之土实现“一道德而同风俗”,完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整个天下的道德教化。

一言以蔽之,周代的文化教化,就是让“道德”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尊奉的文化信仰。

如王国维说:“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

《诗经》,就是承担这一“道德教化”使命的政治“红宝书”。

——作者的话

上古政制文明的建立,存在三个“胎里带”的毛病

上回我们说到:

上古政制文明的建立,存在三个“胎里带”的毛病。

第一,“金字塔”形状的教化体系,形成对贤明君主的严重依赖。

第二,君臣上下的对等力量脆弱,无法形成对“君权”的有力制衡。

我们发现:

整个上古到封建时代的制度设计里,就没有一个方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制度在设计的过程中,就没有培养一种力量,来和过度荒诞的君权,进行一下有效的制衡。

整个历史几千年,这个问题始终存在。

后世的人有没有拿出制衡君权的方案呢?最后的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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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后世的人也意识到了。

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开始对“君权”进行制衡的,首先来自于君主自己。

有两个贤明的君主,可以拿出来表彰一下。

一个,是春秋时期的卫武公。

《诗经》是怎么描绘卫武公的?翠花,上文字!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儒家思想有哪些弊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看那卫国的淇水幽深之处,绿竹生长得多么茂盛。有一个华才丰茂的好君子,他肯于纳谏,虚心吸取各种建议。

如同象牙和兽骨接受切磋儒家思想有哪些弊端,美玉宝石接受琢磨,他的美德臻于完美。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他看上去庄重又威严,豁达又开朗,气概轩昂又光华四射。这样文采飞扬的好君子,真是不能忘记啊!

这是其中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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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卫武公,深受卫国人爱戴。他也是一位高寿的老人,在他九十五岁高龄时,告诫臣子说:

“不要认为我年老而舍弃我,在朝廷必须恭敬从事,早晚告诫我;哪怕听到一两句谏言,一定要转达给我,来训导我。”

他约束君权的手段是什么?就是自我约束。

李世民亲眼看到隋炀帝十几年,把一个偌大江山弄得土崩瓦解的现实教训,目睹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宏大历史场面,他以“善于纳谏”为美德,开展了对“自我力量”的约束。

所以,他的话很经典: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说到底,对君权的约束,来源于君主的自我约束。

昏庸君主很难自我约束,所以,这种约束的办法,其实还是严重依赖于贤明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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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更加实用并且有效的制衡办法呢?

明代上古政制文明的建立,存在三个“胎里带”的毛病,应该说,是有的。

明代是一个推崇儒家思想的朝代。“程朱理学”虽然很讨厌,但是它的确培养了一种“士大夫精神”:耿直不阿,不畏强权。

由于士大夫无不从儒家“四书”学习出发,将儒家奉为最高圭臬,明朝统治者也推崇儒家,所以儒家准则儒家思想有哪些弊端,成为上下共同尊奉的执政准则。

所以,士大夫,就有了和君权抗争的“天道法则”。

朱元璋很讨厌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把孟子从儒家圣人的神庙里,拉出来。并且把孟子的书烧毁。

他的命令刚刚传达出去,就有儒家的书生,抬着棺材,来和他抗争。

这是思想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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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自知抵不过,只好作罢。把孟子文章里逆耳的东西删除几十则了事。

朱元璋死后没多久,孟子的书,也被儒生们悄悄地复原。

“程朱理学”的推崇,在明代社会,形成了两种“相对守恒”的势力。

一种是皇帝为主体的君权,即“治统”,

一种是民间的、士大夫为主体的“道统”。

因为“道统”是对儒家理学的继承和解释权,也是明代的意识形态,所以,“道统”的力量非常强大。到了晚明时候,形成一种可以和朝廷相抗争的奇特现象:

“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

只要是朝廷上提出的意见建议,天下人都一定要反对。

而且,反对并不会带来祸患,反而会带来美好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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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内阁大学士许国曾说:

“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

就是下级对上级,只要否定批判,就是有节义,只要敢说皇帝不对,就是刚强不屈。

这社会风气好棒!我就可以去和领导吵架去了!哈哈!还博得一个美好的名声,有节气,刚直不屈!能臣也!

海瑞出现在这样的朝代,一点也不奇怪啊!

怪不得汤显祖动不动就骂首辅大人,张居正都不鸟!

文人若挑战了权贵的威权,虽会为此付出代价,却可以因此站在道德的高位,收获来自人心的钦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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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这时候的民间,心学流行,思想活跃上古政制文明的建立,存在三个“胎里带”的毛病,站在道德高位的士大夫,和民间的“清议”团队遥相呼应,竟然形成了公然辩论是非的官场舆论,甚至能够左右朝政,影响非常大。

东林党,几乎成为一大在野党。

所以,我们看到:明代的时候,君权是受到限制的。

万历皇帝是想把自己宠爱的贵妃扶上位的,可是朝臣们坚决反对。他气得在后宫当了几十年木匠,到死都没有实现自己这小小的梦想。

万历皇帝,就是那个朝代君权的缩影。

它被限制了。形成对抗力量的,就是推上圣坛的儒家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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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看到了道统的阻碍,很快将“道统”的解释权,也收归国有。所以,

清代,再也没有晚明那种“清议”队伍了。

虽然历史上有过探索,但是这种探索,还是在君权之下的有限探索。皇帝不高兴,说收回,就那么轻而易举回收了。

一切重新回到历史的原点去。开始下一轮的继续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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