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僧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崇尚俗气”是中晚唐僧人作品的一个特点。作品多于宴会、祭祀、庆典等非佛事场合所作。“诗人，吟咏情感与自然。”写诗是对个人情感的描写。鲁迅先生认为，诗僧不生于世：“既然出世受佛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唐代诗人，连诗文当然没有。知世不忘情”。可谓一语中的，指出诗僧本质上是世俗的一部分。

诗僧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人身份，除了诗人，还有一部分是书法家或御用文人；另一种是功利行为和破戒而出现的世俗化，与我们一般的僧人概念不同。他们不仅在寺庙里读经念佛，还深入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目的是求名利，吃肉如世，应酬嬉戏无忌，广泛接触妇女，经营庙宇经济。经营庙宇经济一章前面已经讲过，本章不再赘述；出家与还俗之间。

学者化主要是指他们精神上的世俗化，而追求名利和破戒则倾向于物质生活，而返俗则是两者的结合。从“诗僧”一词来看，他们具有双重身份，即传统的文人和僧人，而且经常在他们之间转换。僧人出家以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文人可以分为三部分，即主动学习传统文化的文人、宫廷文人和个体文人。一是学习儒家文化和诸子百家。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从《宋高僧传》的高僧传记中，即使不是诗僧，也学习了不少儒家经典和百家争鸣。其次是宫廷文人。体现他们宫廷文人身份的，是流传至今的大量英芝诗。应诗是指在宴会或国家重大节日期间，皇帝要求与会者根据一定的主题创作的诗歌。清朝赵殿成在卷《王右丞签注》中说：“自魏晋以来，人在文字之间，有一种归属感和和谐感。为天子，曰应诏；对太子来说，据说是天天奉命。对君王来说，据说是天天受教。”《中国诗学大辞典》中相应诗词的定义是：“奉皇命而作的诗。应天子曰应之，应太子应旨，应诸王应教……”

.唐代朝廷僧人大多在内道观礼拜，应知诗和尚也不例外，并请来几位禅僧在内道观礼拜。内供于唐太宗初年已有，此后盛行。《权载之文集》卷二十八中有篇《唐故宝应寺上座内道场临坛大律师多宝塔铭并序》，写的是“代宗年间征入内观”的和尚屠净。兼任法师、僧禄、僧政。

这一时期的僧人诗歌多为赞美赞美之作，多写于王子寿宴、国家重要节日等场合。文学价值低下，多以诗文著称。如诗僧道公的诗《出赐玄类衲、装幾衣应制》就是对应的诗句：“伏天自相德，圣种深香。莫执金如线。”唐代也有一些僧人。皇帝巡视寺院时，临时作诗，如《全唐诗》卷851首诗《和御制游慈恩寺》。这样的僧人在唐朝应该不少，但都默默无闻。像这样的临时诗，在唐代也很常见，但由于文学价值不高，作者不详，流传甚少。

第三是作为个体的诗人。这是他们文人化最透彻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诗歌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都是以文人的方式进行的；他们会通过共同诗歌或和声来讨论文学。以唐代诗僧智轩为例，《宋高僧传》记载他年少能诗，五岁能作诗，足见其家学之盛.出家后仍博学诸子，连杨茂孝这样的大儒也不得不向他求经，可见智轩对儒学的渊博造诣。书中还记载他因作诗躲过一劫，史书记载了武宗会昌灭佛一事。

从诗人僧人的僧诗形式来看，既有古诗，也有七律、绝句等现代诗。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上受佛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唐代诗人，都表现出中国传统文人作品的几个主题：借国家兴亡，个人得失，描写景物爱情，寄语亲友，等等。他们摒弃了佛教所要求的四大皆空的观点，而是深入探讨了外在世界对个人思想的影响。除了上述相应的诗歌外，我根据作品的内容大致将诗歌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边疆诗歌。

诗僧所写的边塞诗，以古诗为主。在这类诗歌中，没有一首是他们的人生经历。诗人僧人没有参军，所写的诗篇主要来自所闻所想。作品以学古诗词创作为主，形式一般按照《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体例。多为四言五言，无对立，多用“惜”字，与唐代近体诗不同。因此，将它们分开列出。比如娇然的《横吹曲辞晚头水》。

第二首是一首描写世态炎凉的诗。这部分诗词更多的是对百姓的同情，同时又蕴含着佛教的教义。与唐代其他诗词相比，更为通俗。有的批评贪官，比如冠修《酷吏词》。唐中后期以后，一些僧人诗表达了安史之乱后的忧国情怀，如《子兰》。他们在诗中以济世救人为己任。他们既有佛教普度众生的慈悲心，又有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

也有一些诗词将佛教与人世间的矛盾结合起来，告诫诗人一些处世之道。戒律诗如子兰《诫贪》：“多求知足心，莫倾心。知贪心，求荣不辱。”贯修的《少年行》：“嘉荣总知难处，五帝三帝又是何物。”又一《轻薄篇》：“世事多，哭到秋日。今少少不劳，老夫悲。”

已经完全脱离了诗的内容和表达佛法的觉悟之道。诗人僧人所写的诗句，如戒律、戒律等，不仅没有佛门四大受佛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唐代诗人，视财如命，而且教人如何经商致富。寒山有诗劝穷人知经商致富。三是抒发个人情感、经历、得失的诗。这是《诗僧》中僧诗门类最广的，包括一些送别诗、借物抒志诗、景物诗等。佛论唐文学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所以这部分僧人诗千姿百态，具有最高的文学价值，也是他们文人雅士最明显的表现。

第一类，送别诗，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诗人与僧侣之间的友谊，送别诗所占的比重很大，送别人物有韩御史、朱士余等官员，鉴法师、三福僧等僧人，道士等道士。徐氏，以及文人如木霁。在寺院逗留多月，四处游历，结交各界人士，也是他们升学的必要条件之一。阿蒂。

第二类，山水诗在僧人诗中也占很大比重，因为寺庙多建在秀美山林中。尤其是像寒山、实德这样长期隐居深山的诗僧，如寒山诗三百首中的“千岩深情，万重溪润石塔”，“谁吞水山云“忽子屯”，也有“霜调凋叶稀，浪冲枯根”等诗。体裁诗，描写的内容包括怀古古迹、山水戏水、女子恩怨相思，以及对女性的简单描写。怀旧诗如《相和歌辞王昭君》、《相和歌辞铜雀妓》，也有闺怨诗和情诗两种，多描写历史上的名媛，如王昭君、陈阿娇。闺怨诗，如咬人《拟长安春词》,《效古》,《昭君怨》,《铜雀妓》。这种诗在当代并不少见，唐代很多诗僧也写过类似的诗句。实德笔下的和尚也让人过目不忘。

唐代中后期，苦口号盛行。许多诗人毕生致力于写诗，并反复强调自己对写诗的痴迷。不管是有意还是实际上，都表明他们想标榜自己的文人身份。这是诗人僧人自觉性的重要体现。从僧人诗中，僧人诗人常描写自己或其他僧人的诗歌创作状况，如贯修的《上东林和尚》：“宜怜门下客，余力作文”。他写下了僧侣诗人的一生。作为诗僧，他们不仅研究诗歌，还效法李白等诗人：诗僧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希望达到他们的境界，而不是成为高僧。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僧侣的角色。

文人的另一种表现是，常歌以求赏，题中常出现“他”、“送”、“连句”等词；“会”字经常出现在诗题中，是他们举行相关诗会的简称，通过这种以文会友的方式，增进文学修养和友谊。《大历浙东联唱集》二卷，僧令澈《酬唱集》十卷，《僧广宣与令狐楚唱和》一卷。通常有两三个人付钱唱歌，通常是诗人僧侣和他们的朋友。如果没事做，《大理正任二十和江淹拟古诗二十章寄示》就是“送”的形式。

《全唐诗》包含许多合唱诗。卷582李益的《宣上人病中相寻联句》是李益与诗人光玄和尚对联的一首诗。《全唐诗》卷792所记载的诗中，有不少是当时的僧人和文人所创作的。诗社人数多、规模大，一般选在官府或富贵的府邸、寺院和风景秀丽的山林中。五客的诗《书马如文石门居》有“迎朋拜友，不时扫柴”之说，也说明这些诗会经常举行，都是为了作诗宴请或游玩.

唐代士大夫与僧侣交流的主要形式是诗会，诗会上收集的诗最终会组合成长诗配对联。参加的人数众多，包括诗人和尚娇然、文人崔子祥、理宗、王衍、郑朔、齐祥、卢士修等人的对联。以上对联诗，四季不同，处所皆有，可见诗人僧侣和文人墨客经常举办各种文艺诗会。还有一种诗会，就是确定一定的主题，以此为中心写作，截取技巧。

除了诗社，他们还通过社团讨论文艺。有些僧侣甚至是发起人。如凌澈主张结社：“谁能到此烧香坐下，共二十人。”作文：“交际圈有迹，重逢何妨。愤然与社会重逢，甘为扫地人。”齐济自言：“欲与高僧重逢：诗僧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无舍前途”。他们都提倡结社和吟诗。

诗社的名字可以从他们的诗词中略知一二，比如齐霁曾参加过吟月社和歌社。还有一种诗社，以寺院为中心，又称僧社。从诗词来看，唐代的东林寺、西林寺、建福寺、报恩寺等比较常见。“由于历史原因，庐山东林寺和西林寺至今仍是寺院最活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