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地是来自文化，而不是政治

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地是来自文化，而不是政治，另外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其他重要国家，又拥有古老的文明佛家思想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古代中国人很难设想居然还有其他民族也拥有发达的文明而生活方式却与中国人迥然不同。因此，古代中国人往往认为外来文化是低级甚至错误的而加以蔑视和抵制。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给中国人印象深刻的也仅限于科学技术，认为西方国家在精神方面并无长处。

十九世纪，欧洲大国在军事、工业、商业上居于优势地位，对外加以扩张；而与此同时，中国正趋于衰落，加上历次与西方国家的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优越性的自信，由此而渴望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

二十世纪初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当属严复（1853-1920），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 : and )、亚当·斯密的《原富》(Adam Smith: An into the and of the of )、斯宾塞的《群学肄言》( : A Study of )、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John Mill: On )和《名学》(A of Logic)前半部、甄克斯的《社会通论》(E. Jenks: A of )、孟德斯鸠的《法意》(: des Lois)，并编译了耶方斯《名学浅说》(: in Logic)。

严复在这些译作中插入很多评论来比较西方作者的思想和中国哲学思想的异同，同时以他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来翻译当代英语，使中国读者在阅读这些外国著作时如同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因而，这些译作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

王国维（1877-1927）对西方哲学比严复有更深的理解，他在三十岁之前就已经研究了叔本华（ ）和康德（ Kant）的著作，可惜他在三十岁时放弃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转向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学。

1919-1920年间，美国的约翰·杜威和英国的伯特兰·罗素两位哲学家应邀到北京大学和其他地方讲学。他们讲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哲学，而听众由于对西方哲学史了解太少佛家思想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对两位的哲学的意义也就不甚了了，但无论如何，他们为中国青年学生展开了新的思想文化地平线。

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持久贡献不在于它的现存结论佛家思想什么时候传入中国，而在于它使用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正好是佛家和道家“负的方法”的反面，因此可称作“正的方法”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地是来自文化，而不是政治，实质是讨论形而上学的对象。负的方法致力于消泯差别，不直接讨论形而上学对象，而是告诉人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而正的方法则突出区别，使人知道它的对象是什么。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最丰硕成果当是振兴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因为人们在接触不熟悉的思想时会自然地用自己熟悉的思想去加以比较和相互印证。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地是来自文化，而不是政治，中国学术的时代精神可以说就是用新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重新加以解释。同时，大量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用西方语言翻译中国哲学典籍或著书介绍中国古典哲学，形成中国思想向西方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