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所主持编撰《吕氏拼杀春秋》是很有必要的

吕不韦既是一位传奇的大商人，又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而且，他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术巨著的策划者和总编辑。所以，了解一下吕不韦所主持编撰《吕氏春秋》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吕不韦的政治主张和他的谋略思想。

吕不韦以商人的智慧来经营政治事业，由商入政，提出了“奇货可居”的经营理论，他极力斡旋、打通关系竭力扶立异人为国君，他也借此顺利进入秦国政界的高层，成了嬴柱时期和嬴政前期的著名丞相，对秦国国力的壮大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吕不韦有深刻的政治谋略和很大的政治成就，是战国末期著名政治家，而且，他还通过编撰《吕氏春秋》而让他的政治谋略和治政理论传承后世，吕不韦也是了不起的政治理论家。

所以，吕不韦作为政治谋略家和政治理论家的这一身份也是很值得后人重视的。《吕氏春秋》是一巨著，而吕不韦就是这一部学术巨著的总策划和总编撰。当时，吕不韦招揽了三千门客，指挥其中有才华有学识的文人编成了《吕氏春秋》这一部巨著，使其成为战国末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政治学说方面的巨著。这一部著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荟萃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点，是一部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著作。

《吕氏春秋》形成于战国后期，而这一时期，势均力敌的拼杀已经过去，列国之间实力强弱已见分晓，战国乱世即将结束，天下转向了将由“乱”转“治”的阶段。秦国的政治军事实力强于赵、齐、韩、楚等已成为事实。而原本长期以法家学说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的秦国，也开始出现了变化，在统治阶层中，不仅注重法家，而且也出现了重视道家和儒家的政治人物。其中，丞相吕不韦就是一种典型代表，他组织编撰了《吕氏春秋》，而书中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同时汲取了儒家、法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墨家和兵家等各家的积极理论成果，将各家学说汇聚成治国的谋略。

作为传奇商人和精明的政治家，吕不韦编书的主要目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在总结治国的谋略，所以，《吕氏春秋》主要阐述的是关于治国权谋和理政理论方面的内容，因而，与其说《吕氏春秋》是一部先秦各家学术思想的荟萃，不如说它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治国谋略思想的总结。《吕氏春秋》是古代治政谋略的经典著作之一。

那么，《吕氏春秋》是如何集合百家、汇聚各家观点的呢？

百家争鸣的后期，使吕不韦有机会汇聚百家思想

首先，吕不韦作为传奇商人和杰出政治家，他思想活跃、实用观念强，这使他不会被束缚于某一家的学说，他兴趣广泛，重视吸取各种有实际成效的思想观点，能采纳百家之长，所以，在策划《吕氏春秋》时，他让门客们把所见所闻和各种理论都写下来，然后由几位博学负责筛选、归类、综合而编撰成书。因而，《吕氏春秋》一书的内容异常丰富，涉猎十分广泛，可说是涉及天地万物、士农工商、诸子各家、兴废治乱、人情世故等，这使《吕氏春秋》具有了杂糅百家之长的特点。

吕不韦

其次，吕不韦在秦国任相时，正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此时学术争鸣气氛已变弱，随着秦国的强大，秦国面临着对于治国指导思想的选择，秦国欲统一天下，原来独尊法家的意识形态需要改变了，一统天下需要有兼容思想。吕不韦面对着“百家争鸣”即将结束的时期，他一方面不能放弃诸家而独尊一家，更不能只尊法家；另一方面，他又不容许各家争论不休，于是，他试图对“百家”进行整理糅合，而《吕氏春秋》就代表着吕不韦的这一思想追求，杂采诸家，不死守一家，但在基本立场上是倾向于道家的。

再次，《吕氏春秋》的出现代表着战国后期门客之风发展到后期状态的学术成果。春秋时便出现养门客之风，而到了战国时期，门客之风盛行，每一个诸侯国的公族子弟几乎都有大批门客，“战国四公子”，即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和齐国的孟尝君，都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府中养有大批门客。到了战国末期，吕不韦是大商人出身，后来是相邦，有钱有势，当然，门客也更多，吕不韦招揽了大批文人学士，号称“门客三千”。在吕不韦的门客中有不少人才，特别是诸子各家传下的饱学之士，吕不韦将他们集中在一起，由他亲自策划，编撰《吕氏春秋》，这让他的门客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门客们是创造的理论成果。

《吕氏春秋》杂采诸家，几乎涉及先秦所有学派的思想

《吕氏春秋》全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由于当时编写的人才很多，所以，有条件将诸子百家的思想都融合进书中，其内容涉及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在先秦的著作中，《吕氏春秋》对于各派学术思想的阐述是最丰富的。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列入杂家，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的内容确实太驳杂了。在《吕氏春秋》中，作者对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儒家的“仁政”学说、墨家的“公正”观念、法家的“法治”思想、名家的思辨逻辑、兵家的兵法韬略、农家的“地利”追求，以及纵横家的“捭阖”策略等等，都有深刻的阐述，皆将其作为富国强兵的治国谋略来阐释的，杂采百家，内容丰富。

《吕氏春秋》虽涉猎百家，但在立场上是倾向于道家的

首先，《吕氏春秋》在结构安排上体现了遵自然之道的观念，这明显受道家观念的影响。比如，《吕氏春秋》之“十二纪”乃是依月令（一年十二个月）所编写的，而其文章内容则依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之理来排列，有“应天时”观念明显的影响，《吕氏春秋·序意》中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的“八览”以人为中心，主要是阐述人情世故，论述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人性修养等；而“六论”主要论述人的行为及其与事理的关系，包含着行为准绳、处事准则等。这属于依照“人和”“地利”的观念来论述的。

不难看出，《吕氏春秋》在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阐述方面是有其逻辑顺序的，这主要是遵循“顺天时，应地利、求人和”的观念，天、地、人互相呼应，其基本理论立场是依照道家“道法自然”的基本理念的，有很强的道家思想意趣。

其次，《吕氏春秋》探讨治国谋略的基本立场是坚持道家“自然无为”的基本理念。《吕氏春秋·当赏》概括说：“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人臣亦无道之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之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

显而易见吕不韦所主持编撰《吕氏拼杀春秋》是很有必要的，《吕氏春秋》认为自然无为便是天道，是民知天的基本准则，也是人臣知君主的基本准则，天道人事是统一的，皆在于道法自然，尽人事应天道，自然无为，这便是做人、做臣子应守的规则。东汉高诱在评论《吕氏春秋》时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吕氏春秋》是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的。

再次，但《吕氏春秋》虽博采众家学说，但却以道家思想来贯通。《吕氏春秋》强调对自然之道的遵循，主张从自然之道中去寻找国家的治理之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吕氏春秋·序意》所记载的事例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立场：“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显然，吕不韦是很推崇黄帝教导颛顼的事例的，在他看来，只要能明白上有天，下有地，天地之道是规矩，统治者便能遵循天道而治理好国家。吕不韦认为，“法天顺地”是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坚持“天下之公”的基本理论依据。

此外，《吕氏春秋》一书中大量引用老子、庄子、列子、子华子、詹何等道家代表人物的言论。《吕氏春秋》的一个基本理论主张是强调“无为”观念，阐述君道应“无得”“无识”“无事”，认为人君者当明白“至智去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得”的道理，要能顺其自然；《吕氏春秋》另一个基本理论主张是强调“君人南面之术”，阐述了道家的智谋之术。《吕氏春秋》强调：“有道之主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贤主劳于求人，逸于治事”，“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这是无为的统治智略。

还有，《吕氏春秋》中的《本生》《重己》《贵生》《尽数》《先己》等篇，属于道家杨朱一派之理论；而《吕氏春秋》中《知度》《慎势》《贵因》《察今》《顺说》《不广》等，属于道家“黄老学派”中慎到一系的学说。

《吕氏春秋》

最后，从治国方略的基本立场看，《吕氏春秋》主要采用的是“黄老之说”。比如，《序意》中有一个例子表现得很清楚：“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这说的是，吕不韦是以黄帝教导颛顼为典例，说明上有天规庄子春秋末期道家思想，下有地矩，顺天应地，便能当好民众的好官庄子春秋末期道家思想，将国家治理好。显然，《吕氏春秋》中，极力主张法天地而顺自然。其制国理念明显受到道家伊尹学派“黄老思想”的影响，比起先秦的庄子学说来说，显得更积极，包含有更多治政方面的内容。

在战国后期，随着秦国的强大和兼并各国的政治需要，吕不韦在当时已经预感到法家的严刑重赏并非治国良方，所以，他在《吕氏春秋》中对酷刑法规已开始提出批判。比如，《吕氏春秋·用民》指出刑罚不如德礼；《吕氏春秋·上德》指出：“严刑峻法，此衰世之政也。”所以，《吕氏春秋》的基本立场不是坚持法家学说，而主要是继承先秦道家的无为思想，强调“有道之主，因而不为”，主张高明的君主，其实当以清静无为作为治国的良策。《吕氏春秋》认为：“事省而国治”“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这不就是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政治策略的继承吗？

《吕氏春秋》表现了“兼儒墨”“合名法”的融合思想

《吕氏春秋》把儒家仁礼学说作为治国的重要理论。《吕氏春秋》认为严刑厚赏属于“衰世之政”，只有推崇德治，肯定仁者爱人的血缘情缘，社会才会和谐。《吕氏春秋》指出，父慈子孝是出于人之本性，“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吕氏春秋·孝行》主要阐述的是儒家的仁礼思想，其中有一部分与《礼记》的论述是一样的。《孝行》认为：“凡为国家，治天下，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其本”指的是什么呢？《孝行》强调：“务本莫贵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这是对儒家仁孝理论的直接继承，“孝”成了治国的基本纲要。

《吕氏春秋》对墨家也是很重视的。《吕氏春秋》积极吸纳墨家的“尚贤”“兼爱”思想，比如，《爱类》篇强调：“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再如，《精通》篇认为圣人是“以爱利民为心”；《圜道》篇赞赏尧、舜“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这皆是重视和赞扬“尚贤”“兼爱”的，这其实是继承了墨子关于“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尚贤”主张。此外，《吕氏春秋》专门有一篇《节葬》，其基本观点直接来自于墨子的“薄葬短丧”理念。

尹文

《吕氏春秋》吸收名家理论。其一，它吸收了其名实相副、形名耦合的“正名”思想，批评了纵横家的惯用的狡辩之术。其二，《吕氏春秋》专设《正名》篇，阐述“正名”的重要性，对于那些“名不正而言不顺”的狡辩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所谓的“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的看法是错误的，是荒谬的辩解；其三庄子春秋末期道家思想，《正名》篇为名家代表人物尹文等辩护，称其与齐湣王之论为“见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其四，对于宋钘、尹文所提出的"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名”“实”相符的观点是赞赏的。

《吕氏春秋》对于法家有批评也有继承，有褒亦有贬。《吕氏春秋》反对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所实行的严刑峻法，反对商鞅施行的毫无仁爱的“徒法”。《吕氏春秋·无义》中，将商鞅当作反面人物的典型例子来批判。《吕氏春秋》肯定法家推行变法的必要性和施行法治政策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事易时移，变法宜矣。”

《吕氏春秋》吸收了兵家、农家和阴阳家的思想

《吕氏春秋》非常重视兵家的理论和韬略。《吕氏春秋》记载着丰富的兵学韬略，比如，主张用“义兵”反对“阎兵”，它说：“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并认为：天下无兵，诸侯就会攻战不已。所以，用兵如用药，“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这种“义兵”理念是很值得重视的。这其实也是继承了中国先秦兵家一贯重视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

《吕氏春秋》阐述了关于农家思想、技术和方法等。《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主要论述农家理论的。《上农》篇强调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古先圣之所以导其民也，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其实，重农一直是古代圣人的优秀传统，而重农不仅仅是重视农业生产，更重要的在于“贵其志”，即在于勤奋耕作的精神。《上农》篇还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境安，主位尊。”

显然，朴实的务农观念和耕作精神，有利于社会安定，这对于君主治理国家是很有利的，《吕氏春秋》对此非常重视。此外，《吕氏春秋》还记载了大量先秦农业科学的成果和耕作的经验。

《吕氏春秋》继承了阴阳五行思想，并加以发挥。

其一，《吕氏春秋》一书设“十二纪”，以“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来解释四时季节变化，以“五行相胜”来论述黄帝、禹、汤、文王之兴替，以“五行”“五方”“五色”“五音”“五祀”等说明政令要适应时令，把季节、生产、政事、祭祀、生活等放在“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之中进行分析。

其二，《吕氏春秋》对秦朝统治者的观念有很大的影响吕不韦所主持编撰《吕氏拼杀春秋》是很有必要的，嬴政立朝之后，采取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和“四时变化”之说，设置秦朝的政体礼仪等，这与《吕氏春秋》的影响一定是有关系的。《史记·封禅书》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显然，秦始皇正是按照《吕氏春秋》所发挥的“阴阳五行”说来制定秦朝的礼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