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其成型很早，可追溯至夏商时期，但是直到战国时期方才成熟。其代表人物有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韩非、李斯等。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要分为两大流派：一是齐法家，以管仲为代表人物，主张兼重法教；二是秦晋法家，以李悝、商鞅、韩非等为代表，其主张法不阿贵，奉行法、术、势，“以法为教”。由于秦晋法家的主张更加激烈和彻底，且政绩显著，通常把他们视为先秦法家的主要代表。

秦朝时期，法家学说成为治国的主要思想。不过，在秦朝灭亡后，法家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尤其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长期成为封建王朝的主体思想。但是，法家仍在顽强的发展，以致有“儒皮法骨”之说。

韩非，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人，出身韩国宗室，师从荀子，古代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韩非子》是在韩非逝世后，由后人编辑而成。其原名《韩子》，因宋朝人推崇唐朝韩愈，故改称《韩非子》，全书共二十卷，五十五篇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是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推崇道家的“黄老之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但是，其所主张的“法、术、势”却是“有为”，这就导致其学说在哲学的高度上，并没有实质的理论体系支持，道家的学说在他这里是名存实亡的。

去除韩非子身上的道家招牌后，就会发现，他的理论目的是极为现实的：富国强兵。这与荀子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荀子主张“礼法并用”，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仁义”。

富国强兵的实质是力强者胜。故此继老子思想成为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排斥“仁义”，主张“霸道”。其学说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主张明君要“法、术、势”并用。

何为“法”？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集，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君主以“法”治国，就要独自掌握刑罚和奖赏这两种权柄。“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即君主应赏功罚罪，不应因个人好恶而滥赏滥罚。

何为“术”？韩非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君主以“术”御臣，就可以保持权力、地位，防止篡权夺位。这个“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后世称为：“帝王之术”，即用权术和阴谋等一切手段保住君主的权力的方法。

何为“势”？韩非说：“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又说：“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所以，“势”的意思是指权力、地位。

用“术”保持“势”，用“势”推行“法”。如此，三者集为一体继老子思想成为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是，相互作用，就可以实现君主富国强兵的目的。

韩非子的学说有其时代的先进性，秦始皇统一天下即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其学说也有其致命的缺陷：第一、虽然其主张法不阿贵，但立法的权力为君王所掌握，那么，君王就在实质上高于法律，独立于法治之外。在社会生活中，平民是很难对抗法律的。因此，法律的败坏往往是从统治者开始的。历史也已经证明，只要有任何人高于法律之外，法律的败坏就是最终的结果。

第二、法家学说是为君主服务的。换句话说，其立足点是个别的人而不是全部的人；是国家的利益而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在人民和统治者的利益一致时，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同时，其负面作用往往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在统治者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时，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时，法家学说的局限性就表现出来了。例如，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并美其名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意思是实行刑罚时，重罚轻罪，轻罪就不会出现，重罪就不会产生，这就是用刑罚去掉刑罚）。其结果就如秦末陈胜起义时所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就是“官逼民反”的情况。

《道德经》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所以，法律有其前提继老子思想成为先秦道家的集大成者是，这个前提就是要符合道德。符合道德的法律是良法，需要遵行；不符合道德的法律是恶法，恶法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