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与班固的叙事价值及发展的启示

从汉代的历史背景来看，汉代之前的社会、文化都对汉代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法家功利、实用主义立国的秦治的失败，使汉初统治政权采用了开放的国策，形成了新的道家、儒家、法家学派。经过思想的百家争鸣之后，为适应王朝的政权、文化统一，自秦相吕不韦开始到刘邦之孙刘安再到董仲舒、司马迁都试图构建一个贯通天、地、人的宏大宇宙关系结构。

另一方面来看，自汉代以降，学者的态度所谓“述而不作”，只从事文字校勘和圣贤遗著之诠释，故汉代经学、小学发达，出现了《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辞书，也产生了总结性、宏大叙事的史书《史记》、《汉书》。

司马谈与班固同样是两位史官世家的史籍，一个关注到了道家的宇宙人生观，一个最关注到了其社会伦理观，他们是从宇宙人生和社会伦理角度记述，而不是哲学角度。同时说明汉代尤其关注到了道家的“精神”、“无形”、“养万物”的独特理念。

汉人多以黄老代指道家，黄老道德之术因与现实社会相适应，而迅速壮大，因此黄老成了道家的代名词。也正因其突出的特点，今学者熊铁基、牟钟鉴、陈鼓应、王范之等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说法，认为秦汉道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汉初道家思想快速发展的时候道家文化的思想，董仲舒吸收儒家思想形成“天人感应”说时，也吸收了道家的“道”。如“循天之道，以其养身谓之道也”。他的“道”由儒家所集中关注的“人道”、“王道”，吸收先秦以道家为代表的“天道”和“养身”之道。由“王”通过“道”联结天、地、人，形成了天人之道和中和之道。这是与汉代在休养生息之后急需要建立封建社会秩序和社会伦理秩序相适应的。

《白虎通义》用“天地”范畴解释了宇宙万物生成论，并从自然转向社会人生，对道家、佛家都有深远的影响。不同的著作有不同的“道”，有着自己的时代特征道家文化的思想，有着不同的发展衍变脉络，所以“道”的形式和内涵都不相同。

“道”与“气”、“元气”、“精气”。早在《国语》、《左传》里已经有了天地之“气”、阴阳之“气”和口耳之“气”的记载，人们开始把把自然和人体等无数现象统一起来。“气”已经开始被赋予了哲学意义道家文化的思想，只是很零散和简单。

在老子、庄子已经流露出来了一种“气”的倾向。老子为什么没有把盛行的天命观之“天”和具有哲学意义的“气”作为本原呢，那是因为“天”和和“气”都是物质性的有意志、有人格的实体，只有无形、无名、无知、无欲的“道”才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在《庄子》的《知北游》中有“通天下一气耳”。不过《老子》简单的概念被《庄子》继承，又被后世全面发展。后代的道家之“气”，都是在这些思想基础上继续发展。《庄子》里“气”为万物的始基。“人之生，气之聚也……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的“气”只是一种自然之气、生命之气。《管子》四篇的思路淡化了对于玄之又玄之“道”的冥想，而对涵蕴于宇宙万物中的本然之道加以深入探究，认为万物中的“道”的形态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

“以气释道”的思想代表着道家学派观察宇宙的思维方式的转变，由不断强调形而上的“道”，转向对宇宙大道中的“有”和生化万有、万物的具体过程的关注。

《管子》四篇以“气”解道，认为“道”是精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以“气”名“道”，从本体论方向发展了老子的“道”，“道”充塞天地，无处不在，为万物的根源。同时，四篇对“道”内涵的解释与“气”相似。“道”“气”同具有变动性，无形则流变万物，有形则相互影响。

《淮南子》在开篇《原道》以后就从天地生成结构开始，一直讲到社会、社会以及为人处世的各种问题。这样宇宙生成的模式是《淮南子》的首创。“气”生成天地，然后又日月星辰、山河植物，以至人类诞生。

它还介绍了很多相关的科学知识，比如二十四节气。这样的内容，老子、庄子很少提到，而且解释的很简单，在《淮南子》这里通过“气”和“太一”，宇宙生成的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老子河上公章句》认为“道”是最根本的，有道然后才有天地，有天地之后才有“元气”。天地之间都是“元气”，万物化生都离不开“元气”。《章句》以“元气”解道，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元气”说，发展了“道”的涵义。

河上公的宇宙生成理论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出现了把“道”拟人化、神圣化的趋向。《章句》在思想上以道家学说为宗，以道家之“道”为基础，吸收并且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元气”理论形成了自己的“道论”和“元气论”。

《老子指归》继承了河上公的“元气”之说，认为“元气”由“道”所生，“元气”又生万物。《指归》的“气化”哲学思想后来被东汉王充的《论衡》所吸收，《指归》的“道（无）”的“无无无之无”又广泛影响了魏晋玄学的思想家。处于同一时代的《章句》和《指归》相互吸收、相互影响，体现了此时思想家之间思想的相互认同和相互吸收。

“道”还被发展成为了“精”和“精气”。《黄帝四经》和《老子河上公章句》都把“精气”作为生命和智慧的根源。保养“精气”是治身的重要方法。河上公注“可以长久（《老子·五十九章》）”意在说明人能保养身体中的“道”的话，使“精气”不受累，精神不受苦，就可以长久不夭。

《老子想尔注》引“气”入“道”，又以“精”释“道”。它把“精”也当作万物生成和人类存在的根本，“精”虽然没有脱离“气”的范畴，但已经有了比较独立的意义，更适合诠释道教的养生说。《想尔注》以“道气”、“道精”连用，指明“道精”是人身的根本。

“精”与“气”都来自“道”，构成了“道”的基本属性。这样的“道”为道教的神仙长生学说提供了本体论理论基础。这是对“道”的继承和发展。它认为“养精”、“养气”是成仙的方法和途径，以此坚定人们对长生成仙的信仰和追求。《想尔注》把长生成仙的修炼与道德品性修养也联系起来，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伦理观，内积精气，外修德行，这是对“道”的理论改造。

这样一来，道教的神学本体的“道”或“太上老君”既有了“精”、“气”的自然属性，又有了规定善恶的本原性，内修外修都是通向“道”的正确途径。于是，从《管子》四篇那里发展而来的“气”汉代道家继续引入“道”范畴的内涵之中，从宇宙生成论的方向不断发展，又加入了“元气”和“精气”等范畴，丰富了“道”的内涵，使“道”有了更多具体的解释和意义，也使“气”逐渐变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道”与“一”、“太一”。宇宙起源和生成的思想，在《老子》和《周易》里只是简单的概念。《老子》只说“道生一”、“得一”和“抱一”，《周易》只说“阴阳”，不知困扰了多少代思想家。

《淮南子》里《真训》《天文训》不仅谈论了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理论，还记载了当时形成的二十四节气。都体现了人们对茫茫无限宇宙的探索，反映了人们思维水平的进步。《河上公章句》在注《老子》三十九章“得一”时说“一，无为，道之子也”。“一”为“道”所生。

《指归》认为“道”先万物而生，“道”又生“一”，“一”虽然无形，却并不是无有。这是在继承《淮南子》的基础上加入了严遵自己的理解的成果。《想尔注》也用“一”解释“道”，文中把老子的“一”都注为“道”。有时还“一道”并称。强调“一”是“道”的同时，它还用“一”解释神，认为无论是自然的气还是道教所尊奉的至神，其实就是“一”或“道”的不同形态。

“一”聚则为尊神，散则为气。“道”、“神”、“一”、“气”在这里紧密相联系，“道”或表现为“气”存在，或以“太上老君”的神体出现。至此，道家哲学中的宇宙自然本体的“道”就化身为了宗教神学本体的“道”。“太上老君”成了超越一切的最高精神本体的“道”的化身。这样就有了道教“一气化三清”的说法。这样的神学本体的“道”具有无限的超越性和至上性，容易为人所信服，这正是神圣本体的现实需要。

“一”由《黄帝四经》和《淮南子》解释成“道”司马谈与班固的叙事价值及发展的启示，又被《河上公老子章句》、《老子指归》和《老子想尔注》不断继承，在宇宙起源和宇宙生成理论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汉代道家对汉代思想哲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司马谈与班固的叙事价值及发展的启示，奠定了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地位。

“道”与“心”、“性”。《老子》有论,老子只是简单提到了“心”的功能，但老子已经开始强调人自身的“无为”、“虚”、“静”、“柔弱”、“不争”。从社会纷乱的变化中寻找内心的自然清静无为。人们对“心”和“性”都有一定的认识，其对人的自身有重要的作用。

《老子指归》的“性”吸收了秦汉人生哲学的理论成果。“性”在《指归》中出现较多。“圣人”之“性”是通达的，民“性”是纯朴美好的，天性是不可改变的，明君治理国民是要因“自然之性”的。作“盛德之人”要“简情易性”，恢复人的纯真本性。

“道”与“心性”的联系，是老子、《庄子》人生论的发展结果，也是黄老道家结合各家思想，主张身国同治理论的内容。这一修身养性理论不断发展，也被后来的道教吸收并不断发展为道教的重要修行理论，将心性修养推向了极致。从此以长生不死的的观念去注《老子》，把《老子》当作气功修性之书，成了道教信徒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