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共读：《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以下是本书干货，一起趁早学习吧

今日阅读：《中国儒学及其现代命运》以下是本书的干货，大家尽快一起学习[开心]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个概念”，也就是“业余精神”。

传统儒家的精神内核是业余主义，希望培养君子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适应功利社会的专业人才。这种美好的理想与现代性对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要求恰恰相反。

列文森用“业余精神”来形容明清社会的文人理想。文人希望做一个自由而全面的君子，而不是一个能适应功利社会的专业人士。事实上，这种精神在儒家文化中早已存在。孔子曾说：“君子非工具”，也就是说，合格的君子不求成为有用的工具。就像我们可以用筷子愉快地享用中餐一样，一旦我们面对牛排，筷子就好像变成了负担，毫无用处。儒家文化希望培养的是人格完整的君子，而不是能够满足某些实际需要的专家。

列文森指出，不仅儒家文化，几乎所有人文传统都有这样美好的理想。这种思维可能反映了人和物的根本区别。然而，中国儒家已经将这种业余性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在文化和艺术领域。

中国社会业余主义的表现是儒家士大夫的精神。士大夫既是学者又是官僚。他们不仅是读过诗书的儒家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传统社会官僚集团的一部分。

一方面，他们不是专业的学者和诗人，因为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国家官员。他们写诗，很少像现代诗人那样将其作为自己的职业。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也有“专业”的诗人，比如“按旨填词”的刘庸。不过，相信当刘勇喝醉躺在花丛中，唱起《杨柳小凤残月》时，他的心里更多的是无奈和悲伤。

另一方面，士大夫不是专业的官僚。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和有用的技能培训。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官职的，恰恰是与做官无关的文学修养。在中国传统中，文才被认为是官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列文森说，传统社会需要的不是官员的行政效率，而是这种效率的文化点缀。因此，列文森得出结论，明代的风格是一种“非职业”风格，而明代的文化则是对非职业的崇拜。

文人之所以谈及业余精神，其实是对实用性和实用性的世俗需求的蔑视。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艺术成为一种功利剥削的手段，它就变得不那么高贵了。然而，业余主义对世俗需求的拒绝恰恰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矛盾。随着现代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科学精神、进步观念、实用性和实用性的世俗需求也随之而来。这些东西给中国人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中国人才开始怀疑文人画。审美和追求。中国儒家一贯坚持的业余精神终于发生了变化。

在列文森看来，在传统中国，由于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没有改变，儒家的业余性也没有改变，一直受到赞赏。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思想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相容。随着中国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儒家的业余精神必然会被现代功利主义精神所取代。在现代工业中，专业化、标准化和功利主义更加受到重视。然而，在专业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失去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感觉。随着物质的丰富，我们的闲暇时间与日俱增，传统的业余精神也可能回归到我们的生活中。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前面提到的“一个模型”，即“影响与响应”模型。它回答的问题是，既然儒家精神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今日共读：《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以下是本书干货，一起趁早学习吧

他采用“冲击与反应”的模式来解读近代中国的历史，意味着近代西方的进入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迫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因此，在现代性的冲击下，被打得支离破碎。

在这段历史中，人们最关心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否完全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迫害下开始的。如果没有西方的进入，中国能不能发现现代性的特征，比如中国能不能发展现代资本主义，中国能不能发展现代科学？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包含在“冲击与响应”模型中。

在费正清看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中国，虽然不是一潭死水，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却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儒家文化内部的变化。有时他们倾向于保守，有时他们倾向于开放，但它们并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儒家文化本身不能产生现代性的萌芽。只是到了近代，西方思想文化才在强大的舰船和大炮的威逼下进入中国，才真正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和颠覆，迫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没有西方文化的进入儒家思想心得，

莱文森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尽管他对中国文化充满热情和尊重，对清朝中后期中国知识界发生的变化也有洞察力，但他仍然整体接受“冲击和回应”。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更深入的演示。

当外来思想遇到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时，如果外来新思想对原有社会的影响还不够大，那么新思想带来的变化只不过是在旧思想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词汇。丰富了原有的思路。近代以前，外国思想对中国历史的最大影响是佛教的传入。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立即被当时兴起的道家形而上学所同化。尽管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佛教的传入已经征服了中国知识界。但是，按照列文森的标准，佛教并没有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只是给中国人的生活增加了一种宗教选择。儒家士大夫仍然是这个社会的核心力量，这一点从未动摇过。佛教逐渐成为他们风度和文采的点缀。僧侣可以与学者和官员成为好朋友，但很难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至于对社会更为重要的教育、科举、法律等制度，仍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中国人仍然说汉语，使用原始语法和传统逻辑。但很难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至于对社会更为重要的教育、科举、法律等制度，仍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中国人仍然说汉语，使用原始语法和传统逻辑。但很难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至于对社会更为重要的教育、科举、法律等制度，仍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中国人仍然说汉语，使用原始语法和传统逻辑。

相比之下，中国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下，产生了语言革命，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儒学越来越被边缘化，无法解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现代性的标志，如西方的科学精神和专业理念，逐渐取代儒家，成为我们的日常规则。人们心中的知识和学问从原来的四书五经变成了物理化学，官员不再通过科举考试。新学校取代了传统的私立学校。外国思想开始将儒学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挤出来，我们说话的语法和逻辑发生了变化。与这种变化相比，历史上的任何改变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莱文森所说的“语言”的变化。

可以看出，莱文森延续了费正清提出的“冲击与反应”模式。这种解释方式的思想渊源，一方面是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是优越的；另一方面，它受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影响。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西方世界兴起的新教伦理摒弃了原本超越世界的天主教教义，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义务是上帝安排的责任，使欧洲人放弃了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各种享受，勤俭持家，勤劳致富，不断积累财富，扩大再生产。正是这一点导致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另一方面，儒家关注的是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他们的财富是在日常生活中消耗的。因此，在韦伯看来，儒家思想是中国自身出现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在韦伯的影响下，列文森也认为，笼罩在儒家思想中的现代中国，本身不可能产生现代性的种子。

几十年来，冲击与反应模型一直主导着中国西部的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柯文发表了《发现中国的历史》一书，才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主要是由于学者自身的不断反思；同时，现实的变化也促使他们重新思考儒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因为，自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在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飞速进步，美国感受到了整个东亚竞争力的上升。事实上，东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属于广义的儒家文化圈。其中最明显的是新加坡。在美国研究人员眼中，新加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忠实地体现了东亚模式的鲜明特征，新加坡推行的整个国策完全是儒家化的。然而，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经济体系已经显着西化。儒家道德传统和西化的经济体系在新加坡似乎完美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得不对上述韦伯关于儒学的断言进行反思。儒家思想真的与现代性格格格不入吗？如果儒家思想不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成为现代性出现的障碍，那么，如果现代中国能够独立和平地发展，而不是被西方列强侵略，它是否也能自行发展出现代性的萌芽？如果他能看到东亚经济腾飞，也许莱文森会修改他的一些结论。

第三部分

最后再看一下我们一开始讲的“一个隐喻”，也就是“博物馆”的隐喻。形容中国儒学退出历史舞台已成为汉学家的经典比喻。

尽管现代中国保守派努力挽救儒家文化，但仍然无法避免儒家文化退出历史舞台，最终成为博物馆展品的命运。

我们一开始就说过，《中国儒学及其现代命运》这本书最关心的是近代中国儒学的命运问题。列文森在他的书中，根据时代的发展，描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历代儒家学者和官员为拯救儒家所做的努力，并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些努力未能阻止儒家退出中国生活世界。，比如我们在第二部分前面提到的中国唯物主义者的努力。他认为，正是因为儒学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这些努力才会失败，最终，儒学只能变成博物馆的展品。

在传统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儒家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变成这样的？最耳熟能详的“中体西用”问题，可以用来说明儒家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体西用”最早由张之洞提出，其目的是拯救中华文明免于西方征服者的彻底毁灭。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从根本上强于西方文化。然而，面对目前的形势，清朝几乎陷入了无望的困境。它必须寻求改变，做一些拯救国家的事情。危险与清朝的统治。在这一点上，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西方学习。然而，张志东强调，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只是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即“西学为用”；而根本价值依然是中国，即“为身体而中学”。学习西方知识不是为了取代中国传统，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

这个看似美好的愿望，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中国在战争中屡屡失败，尤其是甲午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的危机越来越紧迫，中国不得不被迫向西方学习更多。从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儒家思想心得，到引进西方教育体系，等等。这意味着越来越多原本属于中国的价值观、原本属于“身体”的东西被淘汰，传统的核心越来越少，儒家传统逐渐退出现实生活领域. 对此，烈森有些感慨地说：“退出历史就是进入历史，以后放弃儒家，就会成为过去的记忆。”

这是我们要解读的第三个内容，莱文森著名的博物馆隐喻，用来表达儒家文化在西方的冲击下，终于成为一种脱离日常生活的展示。这成为后来汉学家最喜欢的比喻，并出现在各种中国研究中。

读莱文森的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字里行间的深情。莱文森是犹太人，对犹太文化有着深厚的关注，这也影响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在莱文森看来，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在某些地方处于同一境地，都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很多时候，他能够感同身受中国文人面对现代性的尴尬和困境。他在学习中国的时候，有一种借别人的酒杯来倒胸口的疙瘩的感觉。

他曾指出，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理性和情感的冲突。在思想上，他们认同西方价值观，认为应该摒弃传统儒家思想心得今日共读：《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以下是本书干货，一起趁早学习吧

美国的中国研究是在二战后开始建立的。真正的创始人是费尔班克和莱文森。时至今日，中国在美研究团队规模壮大。他们都走在费正清和莱文森开创的道路上，将研究内容渗透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中国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近年来，美国历史研究和中国研究开始更加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更加注重细节的探讨。很少有人能像莱文森那样讨论整体。我们现在听到的更多的是所谓的“大数据”历史研究方法。学者们更喜欢讨论具体的数据和事实，而不是做出整体判断。莱文森作品的永恒魅力在于作者的整体洞察力。

莱文森的方法与当前主流的研究方法有些格格不入，包括对我们前面提到的“冲击与反应”模型的反思。但是，很多细节会让我们迷失在细节的丛林中，反而会对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产生更大的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说，莱文森方法的持久价值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