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推荐）英文Neo：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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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至今仍在流衍发展的一种学术文化思潮。最初是基于对“五四”激烈反传统思潮的回应和对当时已形成的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反抗，思想性质上属于文化保守主义。倡导者主要是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文化宗旨在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承认儒家“道统” 说; 明确提出 “复兴儒家文化”、“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推进“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口号;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自觉谋求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接轨。为了与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家相区别，故曰“现代”。这一思潮在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即70年代以后，才有了较明确的称谓——“新儒家”。1976年，张灏在傅乐诗主编的《变革的限制——论民国时代的保守主义》一书中，发表《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 一文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有哪些，是为“新儒家”一词之肇端。

历史发展 现代新儒学从产生到今天已经历了近80年，思想传承与学术流变大体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第一代主要活动时期为1920～1949年，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贺麟、冯友兰等。20世纪20年代初，迫于激烈反传统思潮的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学者推荐）英文Neo：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出于 “辩诬” 心理，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哲学》 一书，单枪匹马高举“新孔学”的大旗，“替孔子讲个明白”，开启了新儒家未来发展的精神方向。1923年“科玄论战” 中，张君劢一面致力于批判科学主义，另一面又划分科学与玄学的界线，使这一思潮向纵深发展，在理论形态和思想规模上走向成熟。1932年和1944年，熊十力分别出版了他构筑多年的 《新唯理论》 文言文本和语体文本，标志着他打通中西、融合释道而归宗 《大易》 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完成。40年代，贺麟明确提出“以儒家精神为体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有哪些，以西洋文化为用” 的口号。与此同时，冯友兰先后发表了《新理学》 等“贞元六书”，在 “新理学” 的哲学体系中力求将西方现代新实在论哲学与程朱理学嫁接起来，并自谓其“新理学” 为 “接着” 程朱理学讲而非 “照着” 讲。与此同时，与梁漱溟、熊十力同被称为 “现代儒家三圣” 的马，浮主讲于四川乐山乌尤寿复性书院。1940年，梁漱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创办勉仁中学和勉仁学院，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其宗旨均在弘扬以儒家为主干的民族文化，培养后继人才。

第二代主要活动时期为1950年至7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钱穆、徐复观等。50年代后，因为政治原因，新儒家的活动重心移到台港地区。由于社会的变迁，传统价值受到严重冲击，儒门淡泊，“花果飘零”。此一时期，新儒家经历了一个由惨淡经营到逐渐复兴、光大的过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1949年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有哪些，钱穆、唐君毅、张丕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1951年王道在香港创办《人生》杂志，成为他们重要的阵地。1958年元旦，由唐君毅、张君劢起草，经牟宗三、徐复观书陈意见，在《民主评论》和《再生》杂志发表了由四人联署的 《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又名《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阐明了当代新儒家集体的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强调中国文化的 “ 一本性” 和儒家的 “道统”说，说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可融通性，意味着新儒家思想形成共识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新儒家个性鲜明，各有独特的贡献。唐君毅的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现象与物自身》，分别集中了两人的哲学创造和贡献。徐复观在撰写大量政论文章的同时，又出版了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中国艺术精神》等力作。这些著作均以发掘儒家思想的精神价值和探求儒家思想之现代化为纲宗，都是极有分量的著作。

第三代则主要活动于80年代以后，主要代表人物为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此一时期的新儒家活动的大本营从台港地区逐步扩大到海外，甚至对日益开放的中国大陆（学者推荐）英文Neo：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也有相当的影响。此时的新儒家和西方的学术文化有更直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在学术上具有更为开放的胸襟，在生活世界具有更大的直面现实的勇气。比如，杜维明强调要“对传统以开放的心灵进行反思”，谋求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在某些认识上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已较接近。杜维明、成中英等人已不再固守思孟陆王为儒家正宗的传统观念，而将眼光更多地投向为先师往往忽略的荀子和朱子的思想体系之上。同时，他们一方面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上，另一方面又眷顾着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杜维明等提出自由主义西化派、新儒家和马列主义思想“互动” 的思想，正表明儒家正视现实的历史传统。第三代新儒家遇上了有共同儒家文化背景的 “东亚四小龙” 的经济起飞，发展的条件较先师们已有很大改观。以唐君毅弟子为主体的香港法住文化书院和以牟宗三弟子为主体的台湾“鹅湖派”，可谓第三代新儒家的大本营。

思想倾向与特征 第一，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本位和儒家“道统论”，反对以西方文化作为惟一模式，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认为儒家的基本精神取向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儒家 “超越的形上智慧” 以及对于现实的种种自觉的人生观念，是中国整个民族文化生命得以延续长久的根本。其“超越而内在”的精神旨趣和强调“仁爱”的道德意识，是为同样具有诸多现实问题的西方文化难以根本取代的，不足只是由于理性精神推展不够，历史上还未能找到实现“仁爱” 的客观架构而已。不仅如此，新儒家还认为儒家价值理想因其超越性而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具有对现代文明的救弊之功。从梁漱溟80年前的“中国文化必定要复兴”的预言，到第三代新儒家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儒家阐释与宣传，一脉相承。第二，高扬儒家道德形上学的主体内容——心性之学。认为儒家特别是思孟陆王一系的内圣心性之学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全德之说的根据。此心性之学或“义理之学”，又可云 “圣学”，乃儒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圣学血脉”，是中国文化永不枯竭的活水源头，为不变的常理常道。从熊十力“体用不二”的道德形上学，到牟宗三所云“智的直觉”，秉承着儒家心性之学的学脉，冯友兰 “接着” 程朱讲的 “新理学”在新儒家中也有一定影响。

第三代新儒家也对一贯受到批判的荀学表示关注，但不是主流。第三，援西学入儒，谋求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民主制度与科学的融通，提出 “返本开新” 或 “内圣” 开出 “新外王” 的思想。新儒家一方面认为中西文化各有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说二者在超越的源头上并无二致。从文化的个性中他们体会到科学与民主不能够只是从西方文化那里外在地“添加” 进来; 从超越源头上的一致使他们坚信科学与民主能够也必须从民族文化生命内部接续出来 此一论点与近代流行的 “中体西用”说非为一途。传统心性之学被视为是完成中西文化之转进的超越源头。所谓“返本”，即返传统儒学道德形上学之本，体现儒家思想是恒常不变的 “常道”;所谓“开新”，即开出适应当代社会需要的民主、科学之新，说明儒家的根本精神与现代精神并不相悖离。“返本”的过程也就是重新高扬儒家强调的道德主体性，或云“内圣”、“内在超越”。开适应现代社会之新外王即从儒家心性之学中疏导出科学与民主来。“内圣”不能直接通向“新外王”，新儒家便提出“曲通”。牟宗三称之为 “良知的自我坎陷而开出知性”，相对传统儒家而言则是要找到实现仁爱的客观形式，转 “良知” 之作用表现为架构表现。

第四，以宗教心态看待儒家精神及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对儒学的阐释和重建过程中，不仅重视儒家文化这个象征符号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强调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资源的挖掘，海外新儒家明显具有这一特征。在儒家是否属宗教或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上，新儒家并无相同的认识。儒学被视为道德宗教，“成德之教”、“人文教”，同时又是个人身心上受用、安身立命的“生命的学问”、“为己之学”。由于儒家伦理并非单纯的俗世伦理，所以新儒家十分重视其作为象征符号的价值。道德宗教是最高级的宗教形式，乃人间的终极关怀。对儒家的宗教功能作用的重视是现代新儒家共同的心态，也是他们重视儒家之象征符号的资源开掘的心理前提。

地位和影响 现代新儒学从酝酿形成到发展成熟，正是中国现代面临中西文化冲突而必须做出文化选择的时代，新儒家的许多思想内在地包含着选择的答案。这些答案，和其他不同的文化选择共同构成现代中国的思想元素，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和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等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思想的总图景，对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史、哲学史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对世界学术思想也产生一定影响。新儒家苦心孤诣，代代有硕学鸿儒，留下了宏论巨著，令人瞩目。但是，在80年代中期大陆展开现代新儒家研究之前，由于社会变迁，新儒家作为纯粹民间的一股学术思潮，主观上又与现实政治上层保持一定距离，故在社会影响上相对要小。大陆的研究无疑客观上推进了新儒学的发展，也增加了新儒学在社会上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