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专栏|新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定位——三智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是一种很重要的哲学思想，由此派生出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思想，千年以来被很多思想家诠释，三智书院创院院长、永远名誉院长汤一介先生也曾多次发表对“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看法。三智书院微信公众平台开设“汤一介专栏”，与朋友们分享汤一介先生对“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论述。今天，小编和您分享汤一介先生对于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定位的看法。

论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定位

要了解儒家的道德形上学，我认为可以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得到一较为清晰的理路。在《性自命出》中有这样几句话：“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几句话：人道（社会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是由于人们之间存在着情感开始而有的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是由人性发生出来的；人性是由天给与的（人性得之于天之所命），天命是“天”的主宰性和目的性的表现。从这几句看，“情”“性”“命”（天命）“天”是儒家思想中的四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说“道始于情”而不说“道生于情”是有道理的，因“人道”是由人之“情”开始而有的，但并非“人道”均由人之“情”所生，盖“人道”亦可生于理性，或由学习而得，故《性自命出》中说：“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通达人情者能发挥人的正当的情感，了解礼义者能调节人的感情，因此礼义也和“情”息息相关，离不开人所具有的感情的表现，故《性自命出》中说：“始者近情，终者近义”；郭店竹简《语丛一》有：“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语丛二》有：“情生于性，礼生于情。”

为什么“道始于情”？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因此亲情是维系家族的基础，由此推而广之也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先秦儒家学说就是以此展开来的，所以“道始于情”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命题特别是伦理思想的核心命题应是能成立的。在《论语》中没有记载孔子直接讨论“情”的言论，但从他为人行事可以看出他是十分重“情”的，例“颜渊死，子哭之恸”。“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但“道始于情”则是基于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上段引《中庸》中孔子的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郭店竹简《唐虞之道》中说：“孝之施，爱天下之民”，《五行》：“爱父，其继爱人，仁也”，都可以作为上引孔子语的注脚。在《孟子》中也找不到直接谈到“情”的地方。但孟子的“四端”，特别是“恻隐之心”虽说是人性之发端，但实也是“人情”之内涵。

孟子对人之所以有“恻隐之心”的论证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看见小孩将落入井，会自然出手相救，此出于恻隐之心，实为人性的内在感情之流露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所以《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语丛二》也有“情生于性”之语。

在先秦典籍中讨论“性”与“情”的关系的地方很多，如《荀子·正名》中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这是说“人性”中的“好恶喜怒哀乐”叫做“情”（人情）。但在先秦典籍中“性”和“情”的含义所指，或者尚未明确分开。故《性自命出》中有“恶怒哀悲之气，性也”（此处之“气”或指人之“血气”，《语丛一》谓：“凡有血气者，皆有喜有怒，有慎有壮”），“好恶，性也”。但荀子可以说已认识到“性”与“情”的分别。

如《天论》中说：“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这里的“天情”实指“天性”所内在具有的情感。“好恶喜怒哀乐”等感情是藏于人性之内的，这即与《礼记·乐记》中所说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是相类似的看法。“性之欲”之“欲”即“情”（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中说：“情者，人之欲也”）。

从这里看，“性静情动”之说或为先秦儒家通行之看法（至少可以说是先秦儒家的重要看法之一）。故《性自命出》谓：“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又曰：“凡动性者，物也。”正是由于“物”的刺激，藏于内的人性发挥出来就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感情（或欲望），这无非是“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的另一种表述。这就是说，人的“性”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情”是“性”感物而动的情感的流露，故《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由人得自于“天命”之性，感物而动，发出来的感情合乎道理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合理则天地在其正当的位置，万物得以正常的发育成长，“生成得理故万物齐养育焉”。朱熹《中庸章句》谓：“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以“体”说“天命之性”与“天下之理”，以“用”说“性情之德”，于此而把人之性情本之于“天命”、出之于“天理”的关系阐明，这正是“性自命出”之形而上的解释。

盖所谓“天命”者汤一介专栏|新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定位——三智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天之命令也，此言“天”有其必然如此之理。“天”为何有其必然如此之理，盖因在儒家看，“天”有“主宰之天”、“义理之天”、“苍苍之天”种种义。儒家对“天”的看法虽有变化，但却有不变之义。在孔孟“天”有“主宰义”，如孔子之“天丧予”，孟子之“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而至宋儒则以“理”释“天”，“天即理也”，故宋儒多以“天理”言，而“天”则有更多的“义理之天”义，但“天”之“主宰义”仍存其中，故朱熹说：“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汤一介专栏|新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定位——三智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朱子语类》卷二十五），又说：“不敢违理，故曰畏天”就此而言，在儒家看来“天”无疑是具有神圣性、超越性的。

朱熹说：“在天为命，禀于人为性，既发为情，此其脉理甚实，仍更分明易晓。”又说：“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朱子语类》卷五）故“天”、“命”、“性”、“情”实贯通为一系，而“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由天降”之论其所体现的“天”、“人”一贯之道明矣。而此“天”、“人”一贯之道必发挥而为“天人合一”的学说。

——文章节选自《汤一介哲学精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