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写作”者们的形象雕绘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须扬鞭自奋蹄。”当代诗人臧克家的咏牛诗。可谓深圳“银发写作”者们的形象雕绘。国际中华应用心理学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李建明教授有云：写作是一项脑力劳动，有益于人的意志、毅力、情操和身心健康，本身就是养生。老年人写作，健身又护脑。写作这种活动，动静结合，手脑并用，可促进新陈代谢，能够延缓衰老。写作前要收集材料，要分析研究，要认真构思，可谓体脑并用，双管齐下。而且，用手写字有助于老人锻炼手眼配合的精细运动，打字的老人则需学习电脑知识，两者都能让大脑更灵活，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相比不少老人退休后无所事事，以麻会友、说长道短、家务琐事、得过且过……老人写作更可开阔视野，帮助他们走出“老而无用”的灰色地带，释放不良情绪，收获美丽璀璨人文霞光。

【一】

胡经之

胡经之先生作为美学大家，以其《文艺美学》《文艺美学论》等具有开山性质的学术专著，成为中国文艺美学的开山鼻祖。与此同时，他作为文艺评论家，也做出了独特贡献。步入耄耋之年的胡老师，主张文艺美学应从过去的关注古典转为面向现实，应该拓展新的领域，把文学艺术置于整个文化系统中来研究，吸取文化研究之长，走向文化美学，走进文艺评论现场。在从事文艺批评的时候，胡经之先生有一个观点值得重视，即文学艺术的功能不能只归结为审美，优秀的文学艺术蕴含着真、善、美的追求，美只是一个维度；仅就审美这个维度而论，审美既可使人放松，也能使人振奋。

胡经之先生晚年积极从事深圳文艺评论。在他身旁凝聚了一群立志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中青年作者。每当深圳有新人新作出现，接到邀请通知以后，先生总是会出现在研讨会现场。对本土无名作者的作品，他从不轻视，也不认为无名作者作品不值一评；而是不惜投入时间精力，给以中肯的评判，尽可能发现亮点，给以鼓励和肯定。这对本土文艺发展无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犹记深圳一位老者散文集出版后，胡教授应邀参加该书的首发式，对该书予以评论，认为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写下对社会的赞美，对人生的怀想，对求学的执着，对工作的热情，对梦想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对家庭的责任，对子女的关怀，对手足的惦念，对人生的思考，它记载了作者一路走来的人生感悟和心路历程，因而值得欣赏。在一个本土老作者新书首发式上，胡经之先生进行热情洋溢的评论。深圳一名作家的长篇小说出版后，胡经之先生应邀参加作品研讨会。胡老师在发言时透露，他用了一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整部作品，然后才动笔写作评论文章。一名从湖南深漂的打工诗人的诗集出版前，请胡经之先生作序。在这篇序言中，胡老师对这名青年诗人给予热诚鼓励和鞭策。深圳一名本土诗人出新书后，拟请胡经之先生做序。作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胡老师的家门。当他向胡老师说明来意，并送上书稿时，胡老师笑着指了指茶几上堆满的文章和稿纸，说：“最近北大为迎接百年校庆，要重新出版我的《文艺美学》，我正在抓紧时间修改。你把稿子放下吧，我抽空看看再说。”过了十多天，胡老师打来电话，说序言已经写好，让作者去取。作者感叹：真没想到，胡老师竟然放下自己的书稿，首先为我这个学生写了篇2000多字的序言。胡老师是用钢笔写的，蝇头小楷，清晰工整，一丝不苟，和胡老师的为人一样。在序言中胡老师写道：“深圳人来自四面八方，各自带来了过去所受的文化熏陶。只是埋怨深圳的文化积累不深不广，这无补于事，不如面向实际，为文化发展做些实事。”这篇序言先后被《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新闻出版报》《社科通讯》等报刊转载，既体现了胡老师对晚生后辈的关心爱护，更凸显了他对深圳本土文艺创作、文艺评论的热情投入。此外，身为耄耋老人的胡老师，还在尽可能地写作回忆文章，为文坛留下宝贵资料。

【二】

彭立勋

彭立勋教授从深圳社科院院长岗位退下来后，在美学研究方面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热情更高，一再推出他的西方美学研究成果。读彭立勋教授的美学新著，最吸引我的，就是他作为美学家对西方美学创造性的诠释。彭教授《趣味与理性：西方近代两大美学思潮》这部专著，让我想起黑格尔关于美的界定：“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也许可以说，趣味就是“感性”的别名，而理性，则是相对于“趣味”或“经验”的概念界定。近代西方美学无疑是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经验主义美学和理性主义美学形成为两大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代表性思潮。偏爱“趣味”与重视理性成为美学乃至文学艺术内部两大不同主张，但它们的指向其实都是面对人的审美和艺术思维的本质特征的。正是通过这两大美学思潮的争论和探索，共同完成了从西方古代美学向近代美学的转型，促进了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将西方美学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它们既为当代美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的思想资料，又为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其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均不可忽视。在此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彭立勋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开拓性、创新性、探索性，也是美学界、学术界对他最为欣赏和褒奖的地方。

【三】

田青

年逾八秩的田青老人，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老深圳，他从坂田村村长岗位退休后，凭着深厚的生活积淀和对文学写作的一往情深，接连创作了《泥腿大亨》，深圳三部曲《无情岁月》《风雨深圳》《特区少妇》，《深圳拳王》《烽火大鹏湾》《巧碰》《同乡》等10部长篇小说。与此同时，还担任《扬美文化》主编，为本土和全国的文学爱好者作嫁衣裳，被人们誉为辛勤的文学老园丁。由田青创办的《扬美文化》报（前身为《坂田文艺》）已达17年，共刊登全国各地达4000多名作者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很多年轻作者在他的鼓励和培养下潜心创作，从而走上文坛成为较有影响的作家。

田青是个充满文学热情和创意的人。除了从事文学创作、主办文学刊物以外，他还琢磨出了新的点子，那就是设立一个民间性质的打工文学奖。这个奖项，不受地方文联的支配，是靠由田青的策划主持，靠扬美村委的经费支持创建起来的。“田青打工文学奖”设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及评论五个奖项，颁发奖金及证书。田青，这位文学人生从60岁开始的传奇人物，已然将文学创作、文学组织活动化为他生命的有机构成，成为深圳文坛乃至当代中国文坛的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四】

钟胜兆

在我看来，年逾八旬的钟胜兆老先生就是“文艺老年”一枚。以“80后”戏称自我的钟胜兆老先生，于暮年执着追梦且不无斩获。何以见得？已出到五集的《钟胜兆诗文集》便是明证。钟老先生的诗文写作与其生命存在，透过书中所记述的小事小情，直达广袤人生，也直抵自我内心。有人说，写作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过程，但钟老的写作状态恰相反，从他记录的事情和讲述的故事看，他从诗文写作中收获的喜悦和恩惠远大于当今文人们念兹在兹的听去有些矫情的所谓焦虑和孤独。可以说，诗文写作已然成为钟老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为之深感幸福和快乐的实践活动。

在这五本诗文集里，钟老发自内心地抒发了自己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与感恩。在他的诗文文本里“银发写作”者们的形象雕绘，我体悟到了钟老生命存在的意义，深知诗文写作之于钟老意味着什么。是写作，让钟老找到了晚年情感的寄托；是写作，让钟老找到了新的朋友和友谊；还是写作，让他体悟到了如何过好自己的晚年，如何追寻生命的原乡。钟老这本诗文集，严格意义上说，犹有不够精细之处，与“阳春白雪”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人们丝毫不会怀疑它所具有的精神重量和文化情怀，它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感受到了生命力量的顽强与坚韧。

披阅钟老先生的诗文集，不难看到，他是在用独属于自己的文字，还原自我人生中那一幕幕历史镜头，可以说它是一部烙印着钟老个性的文字集结。钟老的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让我想到苏轼的《水调歌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虽说钟胜兆老先生难与“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大诗人类比“银发写作”者们的形象雕绘，但在精神深处，窃以为老当益壮的钟先生是在向古代大诗人致敬。

【五】

廖虹雷

作为一名“深圳土著”，廖虹雷先生满怀浓厚乡土情结，矢志于地域文化研究，并取得可喜的收获。数十年间，他走遍深圳2020平方公里各个山村、水乡、渔港、街道和社区，访古围、看祠堂、翻族谱、勘墓碑，了解村史变迁、姓氏渊源和风俗变化，在进行大量田野考察基础上，成功挖掘和申报客家凉帽、麒麟舞、大鹏清醮习俗等多个非遗项目，撰写了500多篇200万字的民俗文章和论文，发表在全国、省、市报刊上，结集出版了《深圳民俗寻踪》《深圳民间熟语》（海天出版社出版）等多部专著。廖虹雷民俗研究特点有三：一是关注深圳大型民俗文化活动或文化空间，关注细微的深圳城乡民众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二是在表现方法上运用叙事笔法对深圳民俗生活加以描述，以确凿的文献典籍资料和亲身调查的材料为证据展开论述和说明；三是在民俗内涵的解读上，既有作者从自观角度叙述的独到的民俗文化体验，又能从调查研究者的他观角度进行考察和评价。

有感于“深圳没有历史”的谬说，廖虹雷迈开双脚，带着纸笔和相机，对深圳农村、沙田、海湾、海岛和蚝场记录留影、爬梳整理。他寻访古村、釆风问俗，看祠堂、翻族谱、勘墓碑，查资料，了解村史变迁、姓氏渊源和风俗变化。山村的炊烟、渔船的帆影、蚝民的笑声及街头巷尾的民间音乐，点点滴滴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些平凡而有趣的故事、欢乐而动听的渔歌山歌、美味的客家和广府饮食，瞬间激活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和记录冲动。在田野考察和阅读大量史料基础上，精辟地概括出深圳“三个一千年”、“三个第一枪”、“三个名门旺族”、“两个古城”、“两大民系”、“两个古港”、“一座宋帝陵”、“一座赤湾庙”、“一条中英街”……廖虹雷民俗作品还推动了学术界对深圳民间文化包括本地方言的研究。他的作品语境启迪人们在语言资源、语言行为和语言意识等层面去深化语言民俗的研究，对承载和发展一方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廖虹雷这两部共60多万字的民俗作品，充满前人的生活智慧、人生哲理、生命哲学，给读者以感悟、启迪和激励；也让人读出了一个地域、一个族群、一部历史。深入研究和阐扬这些本土民俗作品，对进一步开掘深圳本土文化历史积淀，让它照亮我们今后的现代化进程，无疑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六】

周秉腾

原《特区经济》杂志总编辑周秉腾先生退休后，选择定居大鹏海边的十一年间，整理出版《域外纪游》，编著《仁德公裔周氏族谱研究》，写作出版专著《研谱琐记》，与宗亲合著《奇谈辨识》以及散文集《听涛集》。披阅《听涛集》，私以为，该书在内容与形式上较其前著更为洒脱。比如，养犬系列，抒写作者内心喜怒哀乐。虽属生活琐事记述，却凸显了作者的闲情逸致。有道是：玩物丧志。但我要纠正一下，玩物未必一定丧志，就看你如何玩，玩什么，在怎样一种时空条件下玩。人老了，退了，闲了，何不好好玩一玩？此时不玩更待何时？所以，周先生不独养犬，也出游，这才有了描写环龙歧湾文物古迹与一些山水美景、旅游景点、名刹古庙、历史名胜等篇章，这些篇章，融文学性、思想性于一体，具有一定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也颇具可读性。《听涛集》中民宿故事系列书写，聚焦较场尾民宿故事书写，对蕴藏其中的人文精神、奋斗精神进行挖掘、弘扬，读来津津有味，颇为励志。

读周秉腾先生散文集《听涛集》，我有一个感受：作者的行文风格，体现或者逼近了“随心所欲”的状态。书中所述，是作者内心深处的某个触动，某个震颤，心有所想，意有所指，然后进行提炼、分析、升华、成文、成书。这种写作、出书方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著书只为稻粱谋”，而是“著书乃为精神谋”。当然，真要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并非易事。写作者需要打开思路，题材要广，形式要活，要致力于美学的历史的原创。惟其如此中国古代民俗文化论文，才能让思想的翅膀振作起来，笔下的文字飞翔起来，从而使作品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文化价值，让读者从中窥见文字的魅力和思想的闪光。

【七】

罗育灿

罗育灿先生退休前，曾任大鹏镇副镇长、人大副主任，退休后热衷翰墨诗书、填词作画，尤其对发掘乡土民间文化遗产情有独钟，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作为大鹏街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当地丰富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料，包括大鹏山歌、民间故事、说唱曲艺等。老罗每天都写诗，还常将他写的诗以短信方式发给亲朋好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编著的《鹏城乡土故事》，大多取材发生在大鹏的真人真事，乡土气息浓厚，读之兴味盎然。

老罗对当地历史文化、革命传统极为热爱，极为熟稔，张口就来。朋友相聚，兴头上来，他会手舞足蹈、激情洋溢地说起一段自创的客家方言快板书《虎胆英雄刘黑仔》。刘黑仔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短枪队队长，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这段快板讴歌刘黑仔打土匪为民除害，不懂客家话的人听不懂，但听不懂没关系，你可以凭着老罗的动作、声音去揣摩，如此这般，亦可明白个八九不离十。老罗自编自演的快板书，语言通俗生动，故事传奇好听，画面明晰清楚，富于感人力量。

老罗深知，埋藏民间的大鹏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极为珍贵中国古代民俗文化论文，如不及时开掘整理，将有被人们逐渐遗忘的危险。退休后，他把数十年的生活及知识积累撰写成书、诗词、山歌、粤剧剧本，记录大鹏从古到今的点点滴滴。他所收集的方言快板、诗词、传说故事等等，多体裁，多题材，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迥异的形式，活泼的方言，谐趣的故事，生动的细节，再现了大鹏各个时代的人物风情，从清朝赖将军到抗日英雄刘黑仔，从渔民海上生活到大鹏风光特产，应有尽有，花样翻新。老罗这人，端的是个性情中人，浑身上下充满了民俗文化与土著艺术细胞，他可以随时随地向客人们介绍着自己的充满岭南民俗文化色彩的得意之作，粤剧、快板书、古体诗词等等等等，高腔大嗓如数家珍且得意忘形。讲到兴头上，还会按捺不住地站起身来，高声唱起粤剧来，逗得大家不知道有多开心，可以说，老罗其人，就是一个风土人情的“老活宝”！

【八】

苏曼华

在深圳资深女作家苏曼华女士的字典里，压根就没有退休二字。她，20岁开始文学创作；54岁作为文艺人才被引进深圳；57岁开始创作电影文学剧本，专攻儿童电影；70岁为捍卫编剧主权，发奋由专职编剧转而兼任制片。半个多世纪以来，苏曼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信淘尽泥沙始见金。2001年6月，苏曼华从深圳坐火车到吉安，从吉安坐大巴到茨萍，再从茨萍搭上一辆个体营运的破面包车去下七乡。山路极险，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道路不是左右的S型，就是上下的S型，陡峭的下坡路上司机毫无减速之意，破面包车稀里哗啦一路呼啸前行。行至半路又下起瓢泼大雨，大雨中她一个人在下七乡下了车。茫然四顾，半山腰上有房屋，她猜那就是下七中学。山水从山上一泻千里，她迎着山水向上走，打伞和卷裤腿都已毫无意义。当她见到下七中学校长连国富时，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为了拍电影，苏曼华前后六上井冈山。天道酬勤，电影《我们手拉手》于2005年荣获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影片奖第一名；2007年又获第10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已成为苏曼华顽固的习惯，成为她的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在“苏曼华文学创作50年”座谈会上，老朋友刘元举说她，“既能入地，又能上天”——上世纪90年代初，苏曼华任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时，有一年春节她没在家过年，而是深入到抚顺煤矿的井下，和矿工们一起过春节。20多年后的2013年，刘元举和苏曼华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不期而遇。70岁的老作家苏曼华依然充满激情，居然还去了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简称“塔县”）采访、采风、体验生活。塔吉克人自称是“太阳之子”，走进“太阳之子”的村落中国古代民俗文化论文，到达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所以刘元举说她“能上天”。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完成了电影《鹰笛·雪莲》的拍摄，年逾七十的老作家苏曼华马不停蹄，一头扎进了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大山深处。一年以后，讲述侗族留守儿童的电影《天使的声音》开机。那是2016年元旦后、春节前，是20多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那段日子深圳都下了雪。苏曼华带领着她的团队，在黔东南大山深处的侗寨里，冒着刺骨的寒风，硬是拍完了电影，关机那天已是腊月二十五。为了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苏曼华就是这样不惧艰险、不辞辛苦地拼搏着——跑过罗湖桥，深入渔民村，六上井冈山，三登帕米尔，转战黔东南……

（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周思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出版批评专著四部，长篇纪实文学一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作家研究、学术研究、南方文坛、文学自由谈等发表学术文章、文艺评论逾千篇，发表小说散文等作品数百篇。文艺评论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文摘、多省市高中语文试卷等选载，获国家省市文艺评论奖和文艺作品奖若干。

审读：孙世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