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

四、语言接触研究

2019年度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语史上的语言接触

of 系列丛书第一卷，曹广顺、遇笑容主编的 and in 一书由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de ）和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该书选取近年来汉语史上的语言接触方面的论文十余篇，译成英文，在德国印制出版，为西方学术界了解中国的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沟通的桥梁和便利的条件。

本年度汉语史上语言接触方面的论文有季永海《“满式汉语”及其他——答戴昭铭先生之三》（《满语研究》第1期），该文对赵杰《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中提出的满语京语重音前移、北京旗人话元辅音偏低化、汉语的轻声和满语的轻音关系的相关论述历史文化词汇，以及戴昭铭《“满式汉语”和京腔口音》一文中有关满语和汉语关系的相关论述提出质疑，认为其论述均难以成立。这方面的论文再如陈丹丹《明初白话受蒙古语影响产生的特殊语法现象研究》（《民族语文》第6期）、于方圆《也谈全称量化词“所有”的形成》（《古汉语研究》第1期）等。

（二）正在发生中的语言（或方言）接触

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其中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研究比较集中，比较侧重宏观探讨的有杨永龙《甘青河湟话的混合特征及其产生途径》（《民族语文》第2期）等2019年度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易经在线，侧重微观考察的有赵绿原《青海民和甘沟话的致使结构》（《中国语文》第2期）、林华勇和陈秀明《北流粤方言“着”（阳入）的多功能性及其探源》（《语言科学》第5期）、刘春陶和倪博洋《海南崖城军话韵母系统的链式音变》（《民族语文》第3期）、孙伯君《汉语北方话的“番式”变读》（《方言》第2期）、周洋《水磨房话判断句的混合特征》（《语言研究》第2期）等。其中杨永龙一文指出，甘青河湟及其周边地区历来是汉语同阿尔泰语、藏缅语接触的前沿地带，经过长期与不同类型的语言的深度接触，当地汉语的语音、词汇与北方汉语相同，而语法则具有SOV语序、后置格标记、复数标记和黏着性致使结构等混合性特征。该文认为当地汉语的混合性特征是早期操SOV型语言的群体深度借用并转用汉语之后民族母语特征的遗留。

汉语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方面，主要有乔全生《语言接触视域下晋方言语音的几点变化》（《汉语学报》第4期）、金耀华《普通话影响下汉语方言音类的重新分化》（《中国语文》第4期）等。其中历史文化词汇，乔全生一文从历史上与阿尔泰诸民族语言接触视域，对晋方言语音调类减少、舌尖塞擦音和擦音声母只有一套、咸山摄舒声字鼻音韵尾脱落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同时又从与普通话接触视域，对晋方言呼和浩特方言山摄一二等字音的变化、晋城方言知庄章精组声母读音的变化、晋方言上党片长治等方言日母字读音的变化三方面进行了考察。

跨境语言与汉语之间的接触影响方面，主要有黄玉花和刘定慧《关于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第8期）、王海波《几种阿尔泰语言的话题问句分析》（《民族语文》第4期）等。

（三）汉语与外语的接触

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主要有杨超时《从“的”字的引入与使用谈近代汉日的语言接触》（《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刘祥清《外来词音译汉化研究》（《外国语文》第2期）等。

除此之外，2019年度召开的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兰州大学联合主办的“语言接触与西北汉语方言的演变”论坛（兰州大学，9月6—8日）2019年度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世界教育史研究学会和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联合举办的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语言接触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外国语大学，10月19—20日）等。

五、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本年度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下面从词汇系统、历史词汇学、词汇类型学和词义考释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词汇系统

杨荣祥《关于汉语词类系统演变的思考》（《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探讨了汉语不同历史时期的词类划分，认为必须结合不同时期汉语语法系统的特点，来确定各个时期划分词类的有效标准。

王云路《论汉语复音词的同步构词》（《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以丰富的例证探讨了汉语同步构词的类型、功用和产生根源。同步构词是指两个或多个同义词，用同样的构词方式，创造一系列的同义词。作为一种十分能产的构词类型，同步构词的研究对于认清词汇整体系统有较大的帮助。

（二）历史词汇学

吴福祥《语义演变与词汇演变》（《古汉语研究》第4期）讨论了历史词汇学中两个重要概念——“语义演变”与“词汇演变”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语义演变是指义位的增加或消失，而非某个义位本身的改变，即：语言成分在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了新的意义或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词汇演变则体现为符意学演变和定名学演变两个方面，符意学关注词的意义演变，定名学则关注词的编码改变。语义演变和词汇演变的共同点是都包含词的词汇意义演变。区别在于，前者还包括非词单位的意义演变，后者则包括词汇编码的产生、消亡、更替以及词汇系统、词库系统的重组和变迁。

词义演变的相关研究有吴柱《古代法律术语“坐”词义演变疏证——兼辨相关典籍历代注释之误与介词“坐”的产生问题》（《中国语文》第6期），古代诉讼用语“坐”由早期的“争讼”义分别引申出“争讼者”“指控”“违背”“治罪”四个义项。“治罪”义是秦汉以后法律术语“坐”的通行义，由此又引申出名词性的“罪责”“罪名”。

李明《“本、元”类副词的演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3辑）讨论了古汉语中具有追原义的副词“元、元来、比、先、初”等的演变，认为其发展大体遵循了[+对比]到[-对比]的路线，从时间副词兼关联副词发展为语气副词。

张丽丽《汉语转折词演变综论》（《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将汉语史中出现的转折关系分为十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各转折词的历史发展，最终提出了七条演变路径，呈现了汉语史上转折词的演变。

有关词汇替换的研究主要是殷晓杰、张家合、张文锦《汉语“躺卧”义词的历时演变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从上古、中古、近代三个阶段，考察了“躺卧”义词的历时发展，发现“躺卧”义与“睡眠”义密切相关。上古时期，主要由一些“睡眠”类词兼表“躺卧”义；中古时期，表“躺卧”主要用“卧”；近代汉语阶段，“卧”“躺”竞争激烈，直到清后期，“躺”才取代了“卧”历史文化词汇，成为“躺卧”义语义场的核心词语。

在词汇产生上，王晓玉《中古“X用”类副词的产生与发展》（《中国语文》第6期）考察了中古译经中常见的“X用”类副词，发现“用”在与程度副词以及时间、范围等副词搭配使用中发生了虚化，成为一个副词词尾。

（三）词汇类型学

贾燕子《词汇类型学视域下汉语“硬”语义场的历时演变》（《语文研究》第4期）基于莫斯科词汇类型学研究小组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定名学和符意学两个视角考察了汉语“硬”语义场的历时演变以及跨语言共性与个性。

（四）词义考释

考释某一个或几个词意义的文章数量最多。其中，江蓝生《因声求字与因义求字——俗语词“咯硬”本字考》（《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从语音和意义两方面入手，对北方话中表示讨厌或令人生厌意义的俗语词“咯硬、咯影、咯痒、圪噫”的本字进行了考释，认为其本字为“咯隐”，“咯”与“隐”同义，原本都是指凸起物顶得人身体不舒服，“咯隐”是同义并列结构。任鹏波《释“尴尬”——从〈红楼梦〉第46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谈起》（《中国语文》第4期）讨论了明清戏曲小说中“尴尬”的意义，指出表示“不正”是明清时期“尴尬”的主要用法。文章在研究中使用了普通话-方言-古代材料结合、抄刻版本比较、域内域外汉籍比较、文学批评史和语言史结合等方法，极大限度地挖掘了可用的材料，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考释词义的还有张小艳《敦煌佛教疑伪经词语考释五则》（《中国语文》第1期）、陶智和方一新《再释“冰矜”》（《中国语文》第2期）、真大成《译经用字与译经词语新释》（《汉字汉语研究》第1期）、谭代龙《论“替”有“垫”义及其原因》（《语言研究》第1期）、王洋和谭伟《敦煌变文五词释义》（《语言研究》第2期）、王虎和赵红宇《“懡㦬”词义考》（《语言科学》第1期）、雷汉卿和李家傲《“忍俊不禁”考辩》（《古汉语研究》第3期）、赵家栋和殷艳冬《古代戏曲词语探源二则》（《古汉语研究》第4期）、顾军《“差强人意”意义误用的词汇史考察及原因分析》（《汉语史学报》第20辑）、任连明《禅籍词语“荼毗”“茶毗”考》（《汉语史学报》第20辑）、邵天松《黑土城出土宋代汉文社会文献词语例释》（《汉语史学报》第20辑）、杨琳《“冬烘”“小的子”“的笃”考源》（《汉语史学报》第20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