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法师：踩着时代演进的节奏，百废再兴

一个人就是一部历史，巨赞法师1908年至1984年的生命历程佛家中心思想，正是上世纪中国风云激荡百年史的缩影。在这百年间，帝制被推翻，共和被拥戴；西学东渐，国故反省；科学与民主挺进，激进与保守抗衡；抗战爆发佛家中心思想，奏响民族救亡主题曲；内战再起，国共两党争夺天下。新中国成立，制度鼎新，三反五反破四旧，根除陋习。“文革”10年，民族大灾难；改革开放，百废再兴。巨赞法师正是踩着时代演进的节奏，走完了自己平凡而又辉煌的一生。

回顾巨赞法师的一生，总结其生死以之的事业，其思想精金粹玉，其精神爱国护教。从当代佛教史的角度来看，巨赞法师的功绩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具有高度的爱国情操。巨赞法师生活的时代正逢社会大变革，佛教在新旧交替之际如何适应形势，成为当时关系其生存的大问题。巨赞法师对社会变革有着异常的前瞻性。在学生时代，他就参加进步青年组织，后来回到老家从事教育工作，担任江阴金童桥小学校长之职。其间，他秘密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负责江阴东乡的组织宣传工作，后为当局下令通缉，险些被捕。抗战时期，巨赞法师曾在湖南组织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影响较大。

巨赞法师的爱国情怀一以贯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抗日救亡，一是新中国佛教建设。早在抗战时，巨赞法师就与一大批社会名流及进步人士相往来，如夏衍、田汉、郭沫若、柳亚子等。他在主编的《狮子吼》杂志上宣扬抗战救亡思想，在宣传口号中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这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认识到这是佛教新生的最好契机，积极投身于新社会的建设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发表演讲，号召佛教徒捐献飞机，引起社会人士对佛教的重新认识。巨赞法师从心底拥护新生政权，当时许多人迁移海外，他却从香港回到大陆。1949年9月21日，巨赞法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至此，他致力于佛教界的工作，担任《现代佛学》主编，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并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巨赞法师对于佛教界的第二个功绩就是对新佛教建设的思考。这一缘起也可由杭州灵隐寺说起。巨赞法师对于佛教的最初认知起步于灵隐寺。他曾回忆说：“其实那时我所知道的佛教，只是在灵隐寺看过几本《安士全书》一类的知识而已，以前我从未研究过。”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在灵隐寺初遇太虚大师时，遵大师之意写下出家志愿书，其志愿之一却是要“改革佛教”，为太虚大师所赞叹，评语中有“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之语。这也可看作是太虚大师对他初心的鼓励与期许。

对于新佛教运动，巨赞法师有着持之以恒的思索。就今天所见史料，1940年，巨赞法师在广西桂林时，创办《狮子吼》月刊，就专门出版了“新佛教运动专刊”，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和佛教革新运动。新佛教运动“生产化”、“学术化”两个标志性口号当时就提了出来，他还撰写了20多万字的《新佛教概论》。在这段时间里，巨赞法师致力于推动新佛教运动的宣传，写出了《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怎样处置庙产》《重申立场》《所期望于佛教整理委员会》等多篇文章，阐发自己改革僧制、教制、教产的思想和措施，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这一思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试图将佛教的教义与社会主义作联结、相协调，将新佛教运动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写出了《关于佛教徒的信仰问题》《再谈关于佛教徒的信仰问题》等文章，主张佛教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与时俱进，逐渐改变落后的面貌。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巨赞法师对于新佛教运动的思考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即佛教与社会的相适应问题。

在抗战时期，巨赞法师发起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行动纲领可以概括为“新佛教运动要和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阵容配合着，普遍发动佛教同仁参加实际工作”：第一，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论，对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传，使他们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恶果，而厌战反战。第二，联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作反侵略的总动员。第三，利用广大群众对于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也要他们起来保护祖国，以坚定其抗战的决心。第四，打破日寇在南方佛教国如缅甸、暹罗、锡兰、安南等处所作征服中国就是挽救佛教的歪曲宣传。第五，要严密地把各地佛教徒组织起来，拉到抗战的阵线里去。第六，要以纯正的佛理，洗涤佛教界内不正确的理论与组织。此后，这一工作一直持续着。1946年他在杭州时，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沈鸿烈曾经鼓励他草拟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务的计划。后来，省民政厅厅长杜伟居士也希望他能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务，但巨赞法师认为，“社会经济基础未变，……想要加以改造，只是主观的愿望，唯心的想法，决不会成功的。”

1948年，巨赞法师在香港讲经，遇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诸先生。大家都认为佛教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巨赞法师鉴于此，就到台湾去考察，想借鉴台湾佛教的经验。由台湾回到杭州，他开始考虑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计划，赵朴初居士也为此到杭州与巨赞法师商量过一次。时任中共华南局负责人的潘汉年，通过别人要巨赞法师写一个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后此草案转到当时中央所在地石家庄。

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主动从香港回归。他认为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一直与我国固有的文化相协调、相融合，并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信仰。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背景，佛教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腐朽没落的东西，特别是近代以来经忏佛教的影响巨赞法师：踩着时代演进的节奏，百废再兴，更是使众多社会人士误解了佛教。因此，新中国的建立恰恰是改革佛教的最好契机。于是，巨赞法师为了使佛教适应新的时代潮流、新的社会环境，倾全部心力于新佛教的建立。

巨赞法师在北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与讨论，以“北京市佛教同人”的名义，上书毛泽东及各民主党派《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后又有《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提出佛教建设的许多思路与想法，这些都得到中央的肯定。在教内，他提出“生产化”与“学术化”两大口号，对当时振兴佛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50年，他在北京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劳动生产，提倡恢复农禅生活，影响波及全国，后来又办有大仁、大力麻袋厂。“学术化”在于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准，博学慎思，研入世出世间一切学问，恢复僧众在学术界原有的地位，使每一个庙都造成学术团体，而每一个和尚都是文化人。“生产化”则求生活之自足自给，根本铲除替人家念经拜忏化缘求乞之陋习，如此则佛教本身可以健全巨赞法师：踩着时代演进的节奏，百废再兴，然后才能谈得上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今天，我们纪念巨赞法师，同样有一样的继承与反省。其一生以佛教革命者自居，然最后却以“反革命”罪入狱，思来令人唏嘘。在其《一年来工作的自白》中，有几处表述很有意味。一是由他起草并有21人签名的意见书上书毛泽东后，“组织方面当然不便批示”。二是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交谈佛家中心思想，张说应组织佛教团体，但最好以解决佛教问题为宗旨，不必涉及其他。三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召集座谈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大意为政府与宗教的合作，在于政治上一致，而不要求思想上的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这3个小细节其实都透出一个信息，即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希望宗教回归宗教的本位。巨赞法师认为，“佛教这一阶层，和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没有改革，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他将太多的希望与责任寄托于外力。早年他就曾呼吁：“我诚挚地、热切地期望着党政当局，注意佛教问题，注意新佛教运动在抗战、建国乃至学术文化上所可以发挥的力量。”这样的思路可能带来成功，有时也会有风险。想想当年东晋慧远大师“方外之宾”的僧格形象，也是要引起后人的警醒。

巨赞法师留给我们另一个问题是要注重佛教制度的建设，他始终认为制度的整理才是教理整理的基础。新佛教运动的倡议，缘起于他对旧佛教痛彻心扉的反省，他发现当时出现丛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庙家庭化的畸形状态，才发起建立新丛林的构想。今天，道风建设是佛教界致力推动的一项工作，教制建设也是佛教僧团建设的主要内容，如何因应当代的形势，重新构建新时代的丛林制度，当是最为迫切与关键的任务。太虚大师的改革蓝图，巨赞法师的《新丛林组织纲要》都是我们建设现代丛林清规可资借鉴的宝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