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以深厚底蕴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阐述了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包容性是其中一大特性。

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包容性成了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多民族和睦共处、相互融合，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不中断、绵延发展至今的重要因素。

一、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以汉文化为本源，不断吸纳其他民族并兼容其文化的基础上逐步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多民族共生共存共同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民族

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因战争、迁徙等原因有过三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先后纷纷接受汉文化习俗，融入汉文化体系，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笫一次大规模融合发生在从夏商周直至秦朝统一中国，华夏四夷融合为汉族，西汉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汉族的真正形成。

远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大地布满了古羌、夷、苗蛮、巴蜀、百越等几大种族群体。

西周王朝在镐京（今西安）定都建国后，自认为夏朝继承者，自称为“夏人”、“华夏”，将四周的民族称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统称“四夷”。西周国力强盛，四方诸侯纷纷臣服。西周建立了礼乐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中国一直被称为“礼仪之邦”，与此相关。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霸，战争频发，人口多次大规模迁徙，文化不断相互交融，“四夷”渐渐融入了华夏文明。该时期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形成争鸣之势，促进了文化繁荣。

秦国征服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地方郡县治理制度。该制度作为封建社会基本的国家治理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隋朝始改称为州县），为文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秦朝统一文字、度量衡，对文明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汉朝是我囯历史上第一个强大而又稳定的封建王朝，疆域不断拓宽，汉武帝征服了南越、东越、巴蜀，开辟了河西走廊，百越各族、羌族进一步融入华夏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教的正统地位。这一地位在整个封建时代未曾根本动摇，儒家文化在汉朝以后不断有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汉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明和强大的帝国。自汉朝始，华夏族被逐渐称为汉族，此后朝代虽有更迭，但汉族名称未曾改变，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未曾改变。

第二次大规模融合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称“五胡入华”，而隋朝再次统一国家，唐朝的繁荣强盛大大巩固了此次融合。

魏晋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游牧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他们不断学习汉文化，吸收并接受汉人习俗，开始形成第二次大规模民族融合。北方先后出现十六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战乱不止。到了南北朝，鲜卑族拓跋氏统一十六国，建立北魏。北魏孝文帝由属汉族的冯太后抚养长大，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在文化语言方面禁止使用鲜卑复合语，改用单音节汉语，将鲜卑人的复姓改为汉人单姓，建孔庙祭孔子。《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的，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如此一来，使得鲜卑族和进入中原地区的其他民族逐步融入汉族。隋朝统一国家，使得这一融合更加巩固，尤其是到了唐朝，唐太宗认为：“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因国家强盛佛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以深厚底蕴，文化繁荣，各民族之间交流十分频繁，各少数民族更是认同并接受汉文化。当然，西域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服饰、骑马、射击等文化也广为汉人接受，实现了各民族文化、艺术的大认同、大融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

第三次大规模融合发生在唐朝灭亡直至清朝。随着国家统一、疆域拓宽、北方民族与汉族逐步同化、西南地区民族也渐渐接受汉文化纳入汉文化地区，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真正建立。

唐朝灭亡后，契丹族在北方建立辽国，制定“因俗而治”原则，实行南北两套官制，以汉治汉、以夷治夷，并不断吸收使用汉文化和礼仪习俗，契丹族最终汉化了。

金朝在灭辽、北宋后，使用大量汉人官员，并允许继续使用宋朝的官名、服饰，后又大规模把女真族从东北迁往中原，本意图用女真族文化征服汉文化，结果反之。经过两代皇帝后，金朝统治者也爱上汉文化。第三代皇帝金熙宗要求女真族融入汉文化，并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编撰了《皇统新制》，大力推行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

元朝建立后排斥汉族官僚进入核心层，推行汉法不彻底，但元朝消灭南宋时割据局面，为多民族共存的统一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明朝时，蒙古族、女真族（明朝末年改称族名为满洲，为容易记得，后称为满族）因北方生活条件艰苦纷纷南下，政府采取较为宽厚的政策接纳他们。同时，政府在西南地区完善土司政策并对少数地方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使得本来较为紧张的民族关系得到缓和或者稳定，汉文化也得以一定程度的推广。

清朝建立后佛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从皇帝开始学习汉文化，汉文化得到迅速推广。据史学家阎崇年介绍，康熙5岁始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17岁请人讲“四书”“五经”，且用汉字批奏折。乾隆皇帝一生用汉文写了四万多首诗，虽留传下来不多，但足见其对汉文化的热衷。因满族一以贯之地积极学习汉文化，到清朝晚期，满族与汉族基本上已没什么大的区别，其他各民族也进一步与汉族融合。清朝还在外交上第一次使用中国国名（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清末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至此，经历朝历代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融合，中华民族正式形成，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形成了一个以汉语为载体包括哲学与宗教、伦理与道德、文学与艺术等在内的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交融过程中彰显了不可取代的主体性和强大的整合功能。

二、中国古代从“佛教东传”到“三教合流”，从文明互通到文明互融，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这一文明的发展和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一）从“佛教东传”到“三教合流”。众所周知，佛教最初是东汉时期从印度传入的，后来又有唐朝玄奘取经，佛教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佛教传入我国后，又不断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相融入，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后佛教又与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从对峙到交往到合流，尤其是与儒家文化碰撞、交流，到了宋朝三教渐趋融合，产生了程朱理学，这是三教合流的典型标志。

“三教合流”这种包容性的宗教文化在古代名著中也有所体现。如在《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观音菩萨一路保佑，遇到孙悟空都不能解决的凶险妖灾时，常会出现观音菩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见到如来佛祖，取得真经。然而，《西游记》中也出现了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太白金星等道教代表人物。而悟空一名，更兼具佛、道两教教义。而《西游记》很多体现人情世故的故事，则有儒家文化元素隐含其中。

又如在《红楼梦》中，据红学家土默热的研究，“书中表现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思想有着三教合流的深刻印记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以深厚底蕴，特别是＇庄禅＇思想的影响十分深刻”，而“庄禅”思想是“佛教禅宗思想与老庄玄学思想杂交的独特宗教教义”；“在多数场合，出场的出家人往往僧道不分，亦僧也道。《红楼梦》书中开篇就出现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就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而在贾府以贾母为代表的治家理念则更多体现的是儒家文化。

（二）从文明互通到文明互融。中华民族既对外交流自身的文明，也从来不排斥外来文明，对外来文明的优秀元素采取欣赏、借鉴、吸收和融入的态度，这使得中华文明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愈加生动。

此处，举几例加以说明：

1、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从长安，经河西走廊、新疆至中亚、西亚，直抵欧州罗马的通道，世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促进了沿路地区的贸易往来，也大大增进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汗血马进入中原，乐曲、胡琴、杂技及西域风采的舞蹈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族人民带去的不仅仅是丝绸，更有与丝绸相关的文化，还有蚕丝技术、穿井术、冶炼及铸铁技术等，各民族的礼仪习俗也得以交流，从而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2、鉴真东渡日本，促进中日文化及宗教交流。公元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到达扬州，请求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经历五次失败，鉴真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鉴真大师不仅为日本佛教界带去佛经，主持重大佛教仪式，而且为日本医界送去医书，指导日本医生鉴定药物，还向日本传播唐朝的建筑技术、雕刻艺术，设计并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

3、郑和下西洋，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明朝时期，从公元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前后一共到访印度洋沿岸30多个亚非国家，不仅将中华民族的农业种植、建筑与雕刻、绘画、医学等技术，还将儒家思想、典章制度、文教礼仪带给这些国家，同时也将这些国家相关文明成果带回中国。如吸收阿拉伯人的一些航海技术，又如从阿拉伯国家带回很珍贵的《古兰经》版本，每次出海都有伊斯兰活动，并获得朝廷认可，对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外，二千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相继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儒教和谐相处、各自发展，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还是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好“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三、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以守正创新的精神，积极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一）“两个结合”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契合性，同时又赋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本内核的中华文明以新的时代使命 ，从而为我们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宝贵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教条。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体系，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要成为一种思想武器或行动指南，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和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两个结合”之下，产生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三次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许多契合点。如马克思倡导的解放全人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理念，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传统理念中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马克思矛盾原理与中国古代“阴阳相生相克”理念，马克思所提出的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変化而变化与《周易·革卦》中“天地革而四时成”，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中国古代圣贤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等，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这种契合本身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然而，人类社会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国家也跨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这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十分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也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努力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化形态。好在“两个结合”为文化创新打开了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早期的现代化理论，是以欧美国家的认知去解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也是以欧美国家科技文明、人文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治理手段和方法去理解现代化的标准和模式，这样一来，非西方国家如要走现代化道路，就得抛弃本国传统文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新模式。这一现代化从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中走来，从波澜壮阔、丰富生动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走来，蕴含着非常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子。这一现代化的实践，会不断创造新的中国经验、新的时代理论。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佛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二）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号召，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抓手，在“一带一路”基础上大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只有中华民族这样的具有开放包容胸怀的民族，才会容纳世界不同文明在此交融交汇。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阔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载体，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独立，文化独立是一个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强大，文化实力的提升是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科技、国防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已经到了文化应该走出去也可以走出去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讲：“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讲好中国故事，塑好中国形象，同时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共同繁荣。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2021年9月21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后提出的第三个全球性质的倡议，是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柱石。

尊重和保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内涵。因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的不同，不同地区各个国家的文明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存在多种宗教，不可能只呈现一种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中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积极与不同国家进行文明文流互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球共有489所孔子学院和817个孔子课堂，分布在世界158个国家和地区；10年来，中国与美国、意大利、法国、希腊、西班牙、日本、韩国、缅甸、埃及、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互办文化（旅游）年，与英国共同举办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活动，与希腊共同建立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与157国家签署文化与旅游合作政府间文件，累计签署的文化交流执行计划800余个，在五大洲44个国家建立46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进行广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活动。

各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步，其文明也处于不同阶段，有的还处于农耕或者游牧文明阶段、有的处于工业文明阶段，而一些发达国家则已进入信息和智能社会阶段。同时，各个国家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不同，文明的社会形态也各有不同，但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古代中国开辟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许多国家进行友好交往，从来不视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今日之中国更是如此，从未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强加给其他国家。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少数西方国家搞单边主义、搞阵营对垒、搞极限施压，甚至搞脱钩断链、封锁围堵，给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此情形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体现了“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文明交流互鉴是一个重要纽带。我们一直以一种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进行文明交流互动，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互学互鉴，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当今实践，必将促进各国经济交流与贸易合作，共同应对危机与挑战，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文明繁荣。我们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必将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作者系著名法学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学者，中共浙江省委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