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经典是围绕生命而展开的，关注现世的生命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中国人的思想品格，现代学者牟宗三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经典是围绕生命而展开的，蕴含着丰富着生命智慧。[1]深入挖掘国学经典中的生命智慧，履印先贤们的生命足迹，将更有利我们对于生命的认知、对于生命存在的尊重乃至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一、重生，古人生命的原初体认

中国古人十分注重“生”，认为没有生就没有天地，就不可能有万物。《周易·条辞传》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认为天地的最大功德是孕育了生命，生命的延续和生长被古人看作最有“德”的一件事情。进而也可以理解为天地之间最大的“德”就是关爱生命。

而当人类开始意识到个体生命从存在到消失时，生和死的讨论也随之出现。《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段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孔子看来，生与死是对立的两面，包含着重大的问题，表明其对生命最朴素的认识。二是生死问题上孔子的着眼点在“生”。他认为现世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空间，人应遵循现世的生命之道，关注现世的生命状态。只有了解生而后才能理解死，现世的生命还未来得及关注，更何谈关注死后的鬼神之事呢？故“子不语怪力乱神”，本质而言也就是孔子对现世生命的尊重。所以，孔子论政，足食为其首；孟子王道，民乃为其贵。荀子也言，人者，“最为天下贵也”。

与儒家重生讳死相比，道家的生死观显得更为洒脱。老子言“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寿也”，庄子也言“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认为生死乃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轨迹，应遵循“道法自然”的规律，视生死为一种很普遍很平常的“自然”现象。从而淡化生死的界限道家的智慧论文，克服伴随死亡而产生的恐惧感。但同时，老庄又都认为生命是有限的，应珍惜有限的生命。与宝贵的生命相比，名利、财物等不过是身外之物，体现了重身轻物的重生思想，如《庄子·骈拇》中对伯夷、盗跖的评论，“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显现出庄子的贵生思想。

正如有学者所言，儒道两家生死论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注重现实的此岸世界”[2]。重生、贵生是古人生命观的基础，体会生命乃是天地间最为可贵的，体悟生命的神圣性进而爱惜自己的生命也爱惜他人的生命。

二、惜时道家的智慧论文，古人生命的执着咏叹

叔本华曾说过“生存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时间不停地在压迫我们，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并且紧逼在我们身后,犹如持鞭的工头。”[3]个体躯体生命终究要消失，死亡是任何人无法逃避的，子产说：“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左传·昭公二年》)看重生命而又终究要失去生命，面对生命过程的有限性与死亡的必然来临，“时间”此刻成为了古人感悟生命的最敏锐触动，于是有了孔子临川长诵“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北游悲吟“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然短暂仅仅是古人时间悲吟的表层而已，与之俱来的是人生瞬间与宇宙永恒的强烈落差，古人突然间意识到天地的永恒是不被人类所共享的，在无穷无尽的宇宙面前人类竟只如沧海一粟，渺小而无助；天地洪荒，滚滚而去的时间长河中，生命个体只是转瞬即逝、唯一的、暂时的驻足。“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从对时间短暂单纯的慨叹转而对个体生命与永恒宇宙的比照，以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联想到人类生命、宇宙生命的无限性，从而发出感时伤逝的苦吟，流露出隐隐的感伤。此刻，世事无常、瞬忽万变中又寄寓了物是人非之感叹。

与岁月荏苒、物事变迁的深沉感慨和深痛叹息不同，“岁月催人老”亦容易唤起有志之士的英雄气魄，同样是面对生命短暂，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慨当以慷？”以激荡的情怀咏叹时不我待的古直悲凉，表现昂扬乐观、积极进取的生命意识。而在忧叹时光流逝时，追求人生价值的中国古人，骨子里总透射着一种攻坚克难、百折不饶的精神气质，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杜甫“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使得个体生命在固有的狭小空间中得以释放，从而拓展了对生命体悟的深度。

人生旅程的长度是不容改变的，但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无限拓展其生命的广度与深度，以加大生命的容量，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最大价值的提升，“惜时”此刻成为文人墨客们共同咏叹的主题。

三、超越，古人生命的另类诉求

重生贵生与时间的局限使得古人越来越意识到现世的短暂，于是追求死后不朽就成了实现生命以超越自然的方式继续绵延的另类诉求，然如何做到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关于“不朽”一段讨论:

“‘死而不朽’，何谓也？”……宣子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徳，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在古人看来，“不朽”并非以世禄、富贵为其衡量标准中国古代的经典是围绕生命而展开的，关注现世的生命状态，追求世禄、追求声名，这是现世的价值，而非死后的不朽，真正的不朽应为“立德”、“立功”、“立言”，以超越自然时间的界定以达到人生价值的永恒，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超越，即人可以通过垂德济众、建功立业、著书立说来达到自身生命价值的真正实现。这里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个体生命对群体的价值、对社会的价值，也包含社会、历史的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评价，具有对个体生命的超越性。

立德被排在“三不朽”的第一位，凸显古人对“德”的重视，儒家先驱孔子就将道德伦理作为衡量个人生命价值的标准。《论语·季氏篇》记载他对齐景公和伯夷叔齐的评价：“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经济、地位皆不及齐景公的伯夷叔齐之所以为万民称颂，恰恰是源于他的“德”。可见在孔子看来生命的价值已经超越生命本身所获得的外在物质，而追求一种精神价值的永存。立德是古人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朱熹所言“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古人处处以德约束要求自身的行为，无论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孟子，还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诸葛亮中国古代的经典是围绕生命而展开的，关注现世的生命状态，都在不同的领域诠释着对于“德”的追求，然中国文人大多源于谦虚，认为立德乃非圣贤而不敢称焉，故都不敢言“立德”。退而求其次，立功成为中国古人实现生命超越与不朽的物化追求。每一个中国诗人的心中都有一份建功立业的梦想，曹植渴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杜甫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李贺也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通过追求建立现实非凡功业，来使得自己的英名能够超越肉体生命的短暂来得到千秋万代的敬仰，即使肉体已经消逝，丰功伟业也会明传青史、万古流芳，这既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亦是生命超越的实现——这是多少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啊！然相较于曹操横槊赋诗的霸气，很多文人的理想被现实一次次的摧毁、碾碎，壮志消散、仕途困顿，理想最终只能称之为梦想。于是现实让许多文人选择著书立说来实现个体生命于浩荡历史长河中迸发出的一抹亮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是在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之际，辞职回乡，讲学著书，成为一代理学家；“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被贬谪的三个地方恰恰成就他诗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司马迁疾呼“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凡此种种，中国文人都在以自我抒写的方式完成现实生活求而不可得的精神避难，以立言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实现对生命本身的超越。

无论是“立德”、“立功”亦或“立言”，中国古人自强不惜、执着进取、豁达从容的个性完成了对生命本身局限的超越。

重生、惜时、超越是中国古人面对生命时从存在到升华的思索与实践，体认、咏叹、诉求是中国古人正视生命时从认知到反省的情感感悟道家的智慧论文，认识自我、思考自我、超越自我，古人在其生命的流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选择着、执著着。诵读中国传统经典诗文，涵养个体生命，于高声吟诵间感受生命的意义、于私语静读间体味生命的价值，于心灵徜徉间享受生命的快乐。

注释:

1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1页。

2陈朝晖：《儒道生死观相略》，《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第81—82页。

3任立、潘宇编译：《悲情人生》，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