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现实,谋划未来长于思辨,善于论说

“诸子百家普及丛书”根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列十家学派而编纂,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各自独立成册,共十本。由对各学派素有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合作撰写,是一套普及性、通俗性、大众化的学术丛书。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辉煌灿烂的文化景象。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等等思想,私学兴起,各种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量产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阶层,这为诸子百家的产生准备了充足的人才条件。数百年中,列国纷争,诸侯割据,争霸图强,战乱频仍;各国之间,群雄崛起,风云变幻,在竞相以实现一统天下为目标而鹿死谁手迄未可知的情势下,各国统治者殚精励治,变法图强,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来为自己出谋划策,奔走效力。人才多寡成为国家力量的衡量标准,各国统治者尊重人才,“礼贤下士”就成为普遍的现象和备受崇尚的风气了。而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具备各种知识与才能的“士”,面对激烈复杂的斗争和出将入相、功名利禄的诱惑,也都深深地卷入这一时代大潮中。他们或游说各国,喜议政事,发表政见,以干世主,成为搅动天下局面的大政治家;他们或总结历史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等等思想,研究现实,谋划未来,长于思辨,善于论说,聚徒讲学,成为名重一时的大学者。他们因而形成了学派林立、异说纷呈、九流十家、竞相争鸣的文化奇观。值得提出的是,德国现代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历史,研究现实,谋划未来长于思辨,善于论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开始奠定,形成了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的“轴心时代”理论。目前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一观点历史,研究现实,谋划未来长于思辨,善于论说,将以诸子百家争鸣为主要标志的春秋战国时代称为中华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

纵观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其主要特点和巨大历史贡献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总结:

1. 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理论创新,哲学突破。在“礼崩乐坏”社会巨变中产生的“士”,从原有的“天道”“神道设教”的神学说教中解放出来,从神圣不可动摇的社会等级秩序桎捁中解放出来,从各国统治者求贤若渴的“礼贤下士”中获得地位上的平等、自由和独立。这种空前的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等等思想,为来自不同出身、地域、经历、喜好的“士”们各擅其说,标新立异,创造了条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带来理论的创新和哲学的突破。儒家是周礼的传承与维护者,创新性提出“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仁、礼结合,将外在的等级制度与内在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儒家制度化的理论主张。道家“哲学突破”的创始性更鲜明:提出以“道”为核心的理念。道为万物之根本,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讲无为而治。墨家创始人墨翟本为儒家之徒,却独创学派,并猛烈批判尚礼乐、讲“仁”学的儒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节葬、非乐。法家则是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为寻求富国强兵之策而形成的一种改革的思潮,其早的创始者是伟大改革家管仲;战国时代则有主张道法结合的齐法家,和讲严刑峻法为特征的三晋法家。而阴阳五行家的邹衍,原来也是一个信奉儒学而且想大有作为的人,但在实践中感到不被人接受,于是将阴阳、五行合论,创造出“其语闳大不经”的大九州说及五德终始之论,终成一大学派。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提倡“正名实”、重思辩的学派,是逻辑学的创新者。值得注意的是,各学派内部,也充满了标新立异的活力。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墨家也分为: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这都是在儒、墨“显学”传承发展过程中,因创新而各有突破的结果。传至汉代司马谈首论六家学派,其“要旨”所在,正在于其理论创新和突破。诸子百家理论上的创新建树,是中华文化的智慧之源,影响极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