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女孩子偏向《诗经》，男孩子偏向《楚辞》。
这不仅仅是因为两种作品中的词汇、表述有所不同，更是因为两者之间描写对象与情感蕴藉的差异，其中包含着父母对于孩子的不同期许与美好祝愿。
如果能了解《诗经》和《楚辞》的不同之处，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现象了。
第一、《诗经》和《楚辞》的来源不同
《诗经》虽然说是没有确定的创作者，但通过其隐性特征，实际上可以认定是采诗人整理过的诗歌。
“雅”、“颂”都是官方乐曲，肯定出自上层社会的乐官，这个毋庸置疑。但其内涵往往都是追怀祖先，歌颂其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伟大精神，所以对上层社会的生活描述较少，民间气味比较浓重。
而十五“国风”虽然号称民歌，但是它们在形式上基本上都是以四句为主，在结构上都是“一唱三叹”取名男周易女诗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工整性。
试问，十五封国的地盘何其广大？各地人民生活的习俗又何其不同？
如果都是民间传唱的歌谣，那又是如何做到全国上下如此统一呢？
所以，“国风”中的诗作，是采诗人在民间歌谣的基础上取名男周易女诗经，或者只是根据民间百姓的诉求，另行整理或创作出来的。
就像一位记者写了一篇人物专访，内容肯定是来自于素材，但创作者是这位记者。
如此看来，《诗经》中的诗歌代表的其实是底层生活的写照，更接地气一点，描写的内容往往也多是普通百姓的诉求。丰收、爱情、娱乐、功劳等等。
这些内容与女孩子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相通的，强盛的生育能力、美满的爱情追求等等，这些内容在《诗经》中多有言表。
《楚辞》有明确的创作者。
一般认为，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被记录的第一个作家。《楚辞》中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由屈原创作，宋玉等人只有零星几篇而已。
因为贵族身份，屈原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带有社会阶层的观感在其中。比如《国殇》中对战士勇武的歌咏，《离骚》里对不得志的愤懑，这些内容离百姓的生活是很远的。
但是，男权社会里，成为贵族是每一个家庭的梦想。女子对君王是否忠诚，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但男子却一定要有忠诚、勇敢等等诸多品质的。
这种男性独特地位的表现，使得其取名的时候更贴近于《楚辞》。
第二、《诗经》和《楚辞》所蕴含的情感不同
内容来源的不同必然会导致两部作品情感蕴藉的不同，所以就会出现不同的倾向性。
《诗经》中的情感往往是期许、希冀、赞美、歌颂的，即使是像《硕鼠》、《氓》一样描写凄惨事件的诗歌，也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爱情的追求。
比如，《氓》虽然写一个女子的不幸遭遇，但除此之外，更多的描述是这个女子对爱情的向往，在失望之后离开的决绝。它有着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幸福要去争取、不幸要靠自己走出来。
很多解析者往往只关注着女子在当时社会的不幸遭遇，其实是片面的。当时虽然是男权社会，但母系社会的影响还在南怀瑾老师：女孩子偏向《诗经》和《楚辞》的来源不同，女子只是失去了对社会走向的话语权，但从地位上来说，还没有到后世丧失得如此严重，还具有很大的自主性。
所以，《诗经》里表述的情感更符合女性对生活的期许。
《楚辞》中的情感往往是无奈、愤懑、失望、悲伤的，这与上层社会的构架有关。
屈原的身世很不简单，他是五帝之一颛顼的后裔，与楚王属于同宗，所以说楚国是屈原的宗国，其他人都可以出走投奔别国，但屈原不能离开。换句话说，对很多臣子来说，楚国出俸禄请他们工作，这个国家就相当于一所公司一样，但屈原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一脉取名男周易女诗经，这是他的家。
而这样的地位依然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只能在诗歌中咏叹，这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悲愤、无奈、失望的情绪。但这些情绪更能衬托出其志向的远大，男儿应当定国安邦，志存高远。
所以，《楚辞》中的情感自然就更符合男性对理想的追求。
如此来看南怀瑾老师：女孩子偏向《诗经》和《楚辞》的来源不同，取名之时，《诗经》与《楚辞》的不同选择，其实是家庭中对于男女两种身份的未来期许不同。
男子当志存高远，在男权社会中有崇高的理想；女子更偏向于朴素的生活，更希望其有美满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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