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数术体系流变关系--兼论金口透易与梅花易数的演变

论中国数术体系流变关系---兼论金口透易与梅花易数的演变中国数术文化，源远流长，门类众多，汉以前在文化传承中是大宗之学，西仙皆属数术范畴，《汉书•艺文志》存《七略》书目，所录计：阴阳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兵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历谱十八家，六百六卷。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蓍龟十五家，四百一卷。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神仙十家，二百五卷。总计二百六十三家，三千三百五十一篇附图十卷。在西汉藏书中也属洋洋大观。数术之学涉及天文、历术、算术、地理、物候、兵法、医药、养生、房中诸学，从大的方面讲基本涵盖了中国上古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可以讲，传统文化中对宇宙的认识，对技术的把握，对规律的探索，大部分都保存在古数术之学中。从小的范围看，《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中所列的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基本上涵盖了今天我们日常所见的数术门类，对其对应关系，现列表如下：附件：《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与现代数术门类比较简表比较汉代数术门类与现代数术门类的关系，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其中融合与演化的脉络，现代流行的星命、紫薇、四柱之术，《艺文志》无载，为晚出之学，其中星命、紫薇与星占之学有关，四柱的产生与六壬术有关，汉代数术之学中占重要地位的星命、龟卜之术，至现代或近于失传，或流于变异，反而今不如古。

实际上汉代以前以至于三代，数术之学的变异与融合也一直在发生。所谓“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数术是通天人之学，各国有各国的学问，国与国之间则是信息封锁，周欲以代商，先要在丰邑立灵台，证明自己有通天之德，周代商后，国家主体文化中的通天之学则倾向于周官方的筮法，但由传承的史料来看，商代的官方卜法，准确率更高，武王问道于箕子，作《洪范》一文，其《稽疑》一文有言：“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十筮。曰雨，曰霁，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可知直至于春秋，从意识形态的认识上，龟卜之法仍优于筮法，但筮法为周的官方之学，文王演《易》，周公作辞，筮不如卜，官方不能这样讲，但卜筮之学是类似于技术的学问，讲究的还是有效性，因此，后期的筮法预测体系中，就掺杂进很多卜法的东西，这个融合的过程，就形成了后期的式法，在流传至今的式法种类中，奇门与太乙的式盘基础是九宫占，但预测体系是筮法与五行干支的融合，在现在大家的普遍认识中，认为六壬术是地支之学，是地支十二宫，但实际上现在流传的大六壬术，同样也是十干十二支与八宫文化融合的产物。

数术体系中的相互交错与融合，不只是体现在式法上面，实际上，自春秋以降，这种交错与融合，一直未曾停止过，这种情况的发生，有点象进化论或混沌学原理中基于自相似原则和迭代生成原则而形成的“分形”论中国数术体系流变关系--兼论金口透易与梅花易数的演变，这个过程中，即有基于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传统的不断演化，也有两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传统的不断交错，这两个起决定性作用的数术传统，就是以卜法为代表的“在方”的预测体系与以筮法为代表的“在时”的预测体系，这两个体系中，“在方”的体系是以空间为基准点的方法，“在时”的体系是以时间为基准点的方法，在汉代以后的数术传承中，以周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在时”的数术体系一直处于显学的位臵，而“在方”的学术则一直处于“隐”的位臵，但在很多“在时”的法门中，我们能够看到借用“在方”的数术的痕迹，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儒家与道家的关系，中华文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以儒家为显，以道家为隐，但隐的一方，形成了中华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梅花易占是否，在现存的数术门类中，由京氏易演变而来的六爻卦与由汉易象学术递演而成的梅花易数，由传统上溯，皆当为筮法系统的“在时”之学，但六爻卦的以金钱代筮与梅花易数的端法占卦，实际上已经将其体系由重时重数的方法转变为重方重兆的法门，而重方重兆的法门正是“在方”学术体系的重要特征。

对于中国古代数术的传承与递演，确实有其不同于其它学术的特点，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数术之学的传承，在古代是高端的学问，研究数术之学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学习者知识的深度与宽度要求很高，而且历代数术高师，皆于择人授受持之甚严，所谓“道不虚传只在人”、“非是真人莫传与”，一般的学习者，于数术之学的深层体系未必深入，对于真诀也未必得闻，而部分秘密传承，则一直在数术传承的深层绵延不绝，真口诀不能外传的结果，就是伪术的流行，人类的探索精神了无止境，但一旦在起始的位臵上发生的错误，其结果就是探索越深入，离其本质就会越远，由“自相似原则”和“迭代生成原则”推导可知，体系内的每一分枝可以看成为其在一定范围内对原始体系的复制，这种复制的结果是使数术中的体系趋向于更精更细，而体系系统中的分形交错，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这种变异显示的则是在数术种类上的增多，但无论其精细与种类的变化如何，如果其学术体系在原始基础上是错误的，则其分形结构只是在错误的结论上增加新的错误结论，从而造成体系的整体错误.“在一个错误的根上，肯定结不出正确的果子来”二、数术方法的演变与增删、汇集，造成数术的预测体系变化前文我们讲到，在一个体系系统中的分形交错，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系统的问题，如果一个体系中，原有的判断思路被人为隐藏，则造成这一方法的不可操作，或操作准确率不足，而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解决问题的一般思路，解决问题的办法会有两种，一种是求内援，一种是找外援，内援不好找，外援就容易掺和进来，过去的数术学的书籍，大部分是实用型的手册，类似于今天授课的课本，这种材料是实用性强，但不易保存，这就是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汉代以前数术传承的原因，书籍没有传下来，并不代表方法没有传下来，但其方法在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不断的变异，变异的结果是其原意尽失，我们现在看唐宋以前的数术资料与看唐宋以后的数术资料，感觉其中差异很大，体系的变化也很大，原因就是这种交错与变异造成的体系差异。

这种变异的结果，就是最终形成新的方法与派系。而不同派系的相互借鉴与资料的汇集，则将这种变异趋向于新的融合，从而使其深层的基础更趋于隐秘，非得真传授者更难窥其门径。三、单篇并行与汇聚成篇的问题过去的古书，汉代以前的，重家法不重撰人，凡著书未自立门户，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则言必称师，书籍的传承也是以宗门为依归，只言家法，不著作者，其传抄常以单篇为主，后期整理，将一个宗门的著作汇集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头图书，现在流传下来的诸子之书，大部分是这种情况下汇集在一起的著作，其写作年代与作者都可能不是一个人，因此，其反映的思想与时代特征都可能有差异，这种情况，在后期数术学术的传承中，仍然存在，而且后期数术之学的汇集，常常将一些不是一类的数术放在一起，这样作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放在一起的数术种类有互补性，可以参照应用。还有一种是资料汇集的过程中， 几种数术在变异中产生联系，从而在某一方面可以联合运用。这两种情况，在现 今流传的数术传本中皆可见到，比如现今流传的梅花易数，其最普遍的传本全名 为《新订邵康节先生观梅拆字数全书》，这本书，实际上是由历史上流传的三种 单独并行的数术组合而成的，其一是以汉易象学为基础的“观梅占”，其二是数术 传承中的“逢占”，即《三要灵应篇》等所代表的外应占法，其三是数术门类中的 “测字术”。

这三种数术的组合中，观梅占与逢占的组合是前论情况的第一种，即 “梅花占”因缺少关键的钥匙口诀而致使准确率不足，从而以逢占补梅花之不足， 从而形成了梅花易数中的三要灵应体系，而观梅占与测字术的组合则属于前论情 况的第二种，即两种数术在变异过程中产生的共同之处可以使两种方法联合运 四、“依托撰人”问题古代的数术书籍，常用“依托撰人”，这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有关，中国古代的实用 型书籍，大多追溯其发明与传统，而依托于某氏，如木匠的实用书籍叫《鲁班经》， 式法常托名于黄帝与玄女，字书则名之为《仓颉》。这种传统，古人约定俗成，传的人心里清楚梅花易占是否，学的人心里也清楚，实用类书籍的依托，后世的情况复杂一些， 但大体不出其依归，所依托的人，必是与其技术有所关联或传承的，比如梅花易 数托名于邵子，我们知道，邵子之学受之于李之才，之才之《易》受之于穆修。 修受《易》于种放，放受之于陈抟，其学术本质是道家的传承，其脉络大致可寻，其学术的传承与道家的秘传数术关联很大梅花易占是否，易学学术，自东汉以后，易象之学尽 费氏易以儒理言易论中国数术体系流变关系--兼论金口透易与梅花易数的演变，无师亦可通达，至于东汉王弼扫象，而易理之说盛行，亦在于易象师法之不行。但中国文化的传承，自古有隐显两个途径，学术的体系，千 年间延续不绝，自有其家法脉络，易学的隐传体系即在于道家，邵子受学于之才， 受道家易学传承，其学术体系是传承有自，并非空穴来风。

及至于元代以后出现 的《观梅数》术法，亦是此秘密传承的余绪。后人追述师法，以邵子名于《梅花 易数》亦当有其渊源。 宋代马永卿所著《懒真子》中所述有一则故事：“富郑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园牡 丹盛开，召文潞公、司马端眀、楚建中、刘凡、邵先生同会。是时，牡丹一栏凡 数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数乎？且请先生筮之。”既毕，曰：“凡若干朵。”使人 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尽来日午时。”坐客皆不答，温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视屋。郑公因曰：“来日食后可会于此，以验先生之言。”坐客曰：“诺。” 次日食罢，花尚无恙。洎烹茶之际，忽然群马厩中逸出，与坐客马相蹄啮，奔出 花丛中。既定，花尽毁折矣。于是洛中逾服先生之言。先生家有“传易堂”，有《皇 极经世集》行于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传矣。闻之于司马文季朴。”在这 个传说中，地点、人物、事件都与后期的《梅花易数》中的“牡丹占”很接近，其 与“牡丹占”的异同，也符合传说在传播过程中的异化与变形的规律，作者马永卿 是北宋徽宗政和前后人（约公元1114 年前后在世），与邵雍去世时间（公元1077 年）相去不远，此故事是得于司马文季朴，由《懒真子》中另外三个涉及文司马 的故事中考察，其中有两个故事是涉及阴阳术数星命之学的，足见文季朴对星相 数术很熟悉，由此可知，宋代时，已有关于牡丹占的传说的源头，至于文中所述 邵子占测用揲筮之法，与后代所传之《梅花易数》有异，却与《金口透易梅花 占》中所用起卦法有相通之处，是否能由此推断《梅花易数》的起源以及与《金 口透易》的关系，尚有待考查。

金口透易与梅花易数 梅花易数的传承，在元代以前，未有专书行之于世，民间记载亦无流传涉及方法 的支言片语，及至于明，始有抄本流传，其后在明大内馆藏数术书籍中，始列《先 天观梅数》一册，《观梅数》一册，以是知《梅花易数》之始行于世，当自于元 末明初。明季本所著《周易四同别录》所录《梅花数》邵康节占验，与今本所传 全同，其在编末评议：“今按《梅花数》本非邵子所作，故宋末儒者皆不及，虽 非出于邵子，然亦京管之遗”，所论亦为中肯。然《梅花易数》既为“京管之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