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是不是中国还存在着狼图腾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扮演了北方各族的大熔炉角色。农耕与游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类型。两者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长期的对立和冲突、互补和交融。一般而言，当牧区水草丰盛的时候，游牧民又是满足于自己的草原生活的。

游牧民族流动的生活方式和受农耕区富庶生活的吸引，使他们常常南下劫掠，给中原人民的安定生活带来威胁。尤其是在草枯水乏之时，饥饿使游牧人躁动起来，竟相南下劫掠，会发展成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推翻汉人政权，入主中原。

公元5世纪，鲜卑拓跋部统一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黄河流域即为一例。正由于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战乱不休，民族关系复杂动荡，使中国文化呈现多元走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的民族融合

山西向中国贡献了她的民族包容力，山西自古以来处于缓冲于游牧和农耕之间。汉魏之际，匈奴内迁。而后数百年华夏战乱，发生了空前的文化大交汇和民族大融合，三晋地区始终是重点地区。

正如姜戎先生著的《狼图腾》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历史上究竟是华夏文明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族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是不是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是不是中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本来就是一对兄弟，不管怎样打得血流成河，但却是在共同创造中华的文明和历史。

一旦华夏民族在农耕环境中软弱下去，狼性的游牧民族就会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

而如果华夏的农耕民族实在扶不起来时，游牧民族就会入主中原，维持华夏文明，一直坚持到与西方文明相遇。

兄弟两族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创造了世界唯一的文明奇迹——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还深深蕴含着民族复兴的巨大潜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农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大动荡时期，豪强地主坞堡经济、寺院地主田园经济在山西兴起。汉末魏初，山西境内的世家大族为了自保，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武装聚集在一起，在坞堡壁垒之间形成了豪强地主坞堡经济，得以发展。

到了南北朝时期，举重而避难的坞堡壁垒又有发展。被奴役被剥削的自耕农为逃避苛政遁入沙门，寺院地主庄园经济也随之呈现出兴旺景象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魏孝文帝太和元年，仅平城就有寺院100所，僧尼2000余人。

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在山西的发展。东汉末年战乱，人民流离失所，大量土地荒芜，粮食极端匮乏，饥荒威胁着人民的生存，甚至军队也无法避免。

面对这种惨状，屯田制应运而生。山西境内屯田制兴起较早，且主要是以军屯为主。这样，一方面减轻了军粮运转的负担；另一方面达到了以兵养兵的效果。

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边将杜茂就“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数年后，山西中、北部军屯初见成效。三国时，并州刺史梁习致力恢复社会经济，进行屯田，设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户600，在荒芜的交通边线上耕种菽粟，收到明显效果。

魏明帝太和年间，牵招任雁门太守，也建议新兴、雁门驻军进行屯田。由于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屯田制遭到破坏，曹魏咸熙元年，曹魏统治者下令废除民屯制度。

西晋统一后，“罢天下军役，示海内大安”，占田法的颁布使封建国家之内除了世家大族领有的部曲和佃客以外，国家的编户齐民中的农民只有自耕小农一种。

如站在曹魏以来州郡编户齐民中的自耕小农的角度上来看，西晋占田法的封建负担，户调要比魏制加重二分之一，田租要比魏制加重一倍，只有力役一项，在全国统一的情况下，相对地有所减轻。

可是由于占田制实施之后，专制君主更充分地行使其“所有者”的职权，对“使用者”——农民的土地买卖，加以限制；土地的授受之权，既开始操之于政府，实质上使他们成为封建政府的变相农奴。

如站在民屯的屯田客的角度上来看，占田的封建负担则增加了力役的负担；户调、田租的课征率虽重，可是比起三七、二八分的民屯超额租课，究为减少；人身自由也有所改善。

如从兵屯下的佃兵和代佃兵种稻的官奴婢角度上来看，占田法的封建负担田租，户调的课征率虽重，比起屯田的超额租课，不知减轻多少；他们“出战入耕”，力役的负担，从来是很重的，现在也相对地减轻了些。

把兵屯的土地分给士兵家属耕种，在全国实施占田制，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人口亦大增。

北魏拓跋珪在平城一带实行计口授田，魏孝文帝在此基础上推行均田制。中原地区推行均田制成功，基本上改变了拓跋部过去虽然是农业已经占主导地位，而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的局面。

北魏王朝从这时候起，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到绝大的比重了，中原地区新推行起来的均田制，已经成为北魏王朝唯一可靠的剥削方法了。

同时，农业化的过程，也就是拓跋族更疾速地向封建化跃进的过程，如果他们再以塞上为政治重心和塞上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说来，都已经不大合适，所以北魏孝文帝在中原地区推行均田制有十年之久，均田制使魏晋以来包括山西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畜牧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社会经济普遍比较萧条的情况下，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却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为隋唐时期的畜牧业经济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西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古代这里水足草茂，黄土高原自然地理特征和气候特点，对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林业均十分有利，这里是一个宜农、宜牧、宜林的地区。

因此，广袤的西北地区尤其民族地区在历史上具有发展畜牧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全国的主要畜牧业基地之一，畜牧业在西北社会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止，政权林立，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国营牧场的长足发展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是不是中国还存在着狼图腾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军事保证。

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和交往发展的重要时期，少数民族内迁中原的幅度进一步提高，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在周边乃至内地建立民族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以游牧经济为其立国传统，其发展畜牧业经济历史悠久。

十六国时期，拓跋魏就已经“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鉴于苻坚等人的怀疑，燕凤则说：“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犹当未尽”。

这里虽然明显地有虚张声势的成分在内，但其畜牧业经济发达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另一方面，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北魏获得大量牲畜，国有牧场的存栏数进一步增加。

天兴二年，拓跋珪亲自率领鲜卑军队攻破高车杂种达30余部，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只）。

后来又“破其遗迸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只），高车二十余万乘”。拓跋魏本身具有畜牧业传统且获得大量被征服地区，其大型国营牧场由原来的平城一处增加到三处，另两处一为漠南，一在河西。

拓跋魏的漠南牧场，主要始于太武帝拓跋焘时。429年拓跋焘亲自率军征服柔然，获取“戍马百万余匹”。在凯旋班师途中，又袭击东部高车，获取马、牛、羊100万余匹（头、只）。拓跋焘将这些牲畜“皆徙漠南千里之地”。

这样3000余里地的漠南大型国营牧场便建立起来。为了保卫漠南牧场的安全并组织生产，北魏派军队对漠南牧场进行监督，这一举措具有明显的军事管制色彩。

规模生产使当时漠南国营牧场为北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史称“畜牧蕃息”就指此。由于漠南畜牧业发展比较快，“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这不但为有效地装备北魏军队提供了必要的马匹，同时还带动了畜牧加工业的开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手工业——冶炼技术的快速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中幸存的手工业者沦为军将豪右们的私属部曲，官府所需大量手工业制品，特别是兵器和大量屯田农具更需自行冶铸，这就使此时期官府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北魏时山西手工业发展比较辉煌的时期。

从拓跋氏建国起，就很注重对百工技巧的搜刮，并改少府为大府，专事执掌官府的金帛仓库和营造器物的手工业部门。

北魏政府还规定，官属工匠有专门的匠籍，世代相袭，不能脱离；严禁私人占有手工工匠，限制极严。北魏手工业部门主要有矿冶、丝织、陶瓷、造酒、琉璃制造及煮盐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冶炼技术已有很大提高，延至北齐，山西地区钢铁生产已具一定规模，成为北齐的主要冶铁地区，从物质上支持了武术的发展。

“晋南是山西冶铁手工业集中之地，晋北也有发展”。我们的祖先曾利用天上掉下来的陨铁，来作为青铜器的刃部，这是在殷墟发掘里，已经获得确切的证明。

后来人们渐渐知道利用熟铁了，但由于当时冶炼技术的限制，主要是火力不够，熔化铁矿石有困难，炼成的熟铁缺乏碳素，质地柔软，硬度不够，还不能取代青铜器。

冶炼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铁矿石能够熔化了，这就得到了生铁。生铁含碳素过多，质地脆硬，耐磨的性能虽强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是不是中国还存在着狼图腾文化，但只可以用来铸造农具，还不能用来制作武器。

熟铁比起生铁来又难熔化得多，用炼生铁的方法来炼熟铁，由于火力不够强，熟铁未曾熔化，却在高温下吸收了百分之零点二五至百分之一点七的碳素，这就产生了渗碳钢。

再加以淬、锻等工序，挤出铁中所含的杂质，就成质量较纯的钢铁。这种钢铁的产生，才能在武器方面取青铜器而代之。

我国钢铁的应用在武器方面，应该说开始于春秋后期，《越绝书》里提到楚王派风胡子到吴国去请欧冶子和干将作铁剑，《史记·范雎列传》里也讲到由于楚国的铁剑锐利，士兵的战斗意志也更强了。铁剑就是指经过锻炼制成的钢剑而言。

《吴越春秋》里也提到干将作剑，“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说明由于鼓风炉的改进，已经能够产生出渗碳钢，又经过锻炼，挤去杂质，就能炼出纯钢了。

两汉时期，好的钢刀，已经能够“斫坚刚，无变动之异”。在武器方面，完全奠定了钢铁的统治地位。

三国时期，炼钢的技术在继续提高。曹丕制成百辟宝剑三把，百辟宝刀三把，匕首三把，都是经过精炼制成的。诸葛亮命蒲元铸刀三千口，锐利非常，“以竹筒内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可见冶炼技术已经很高了。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一带炼钢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南齐建武元年公元494年，有上虞人谢平以作刚朴著名，刚朴就是不成器形的钢材。

齐梁时人陶弘景云：“钢铁是杂铁生鍒作刀镰者”。所谓杂炼生鍒，把生铁和熟铁混杂起来冶炼。“洪炉鼓鞲，火力到时，生钢先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捶，再炼再捶，不一而足”。这样就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

这种炼法，费功较少，成本较低，因此不独可以制刀剑，也可以制镰刀，对发展生产石油积极意义的。

总结

梁武帝天监四年，政府的官冶又发明一种百炼的横法钢，由此可见，江南在冶钢技术方面有显著的提高。在北方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十六国时期，大夏赫连勃勃造百炼钢刀，刀上有龙雀大环，快利非常。北魏、东魏时期，相州有牵口冶，制成的钢刀，锐利无比。

北齐时，綦母怀文能造宿铁大刀，“斩甲过三十甲”，可想见其锐利程度。西魏、北周在同州夏阳山区，置立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

所造成的兵器，也非常精利。显然，北方在炼钢技术方面也有显著的进步。可见当年冶炼、淬火技术已非同一般。这就是说，山西人对炼钢技术的应用与武器的锻造也是较为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