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进化论与启示

要说到“人文主义”，自然会想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它的本质是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把神权统治回归到自我的个体意识。

西方的人文主义兴起，归因于旧有既得利益阶层被荡涤（火药炸毁骑士阶层）、新媒介传播了新理念（纸张推广科学文化）和平民阶层开始苏醒（地中海的商品经济崛起）。

由于这些经济基础的改变，以意大利为中心兴起的人文思潮开始扩散到西欧各国。

无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但丁的《神曲》，还是卢梭的《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马克思的阶级解放、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最终指向都在于“人”自身—追求个体的解放，挣脱外界超意志力量的束缚。

在中国历史上，亦有多次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只是近代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感觉自卑，忽视了本民族的历史。

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历史中，在我看来，至少有四次人文主义热潮：

第一次，商周时期——从“神”到“人”；

第二次，魏晋时期——从“礼教”到“个性”；

第三次，唐宋时期——从“门第”到“平民”；

第四次，晚明时期——从“道德”到“功利”。

这四次人文主义思潮，每一次都是对前一次的“否定”，也是一次升华，形成了像波浪一样的回溯的前进方式：

第一次是商周时期，周公旦创立的“宗法制度”取代了商朝的“鬼神模式”，把社会重心从“神”拉到了“人”，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三千年之格局。

在周朝之前的商朝，是神权统治的社会，奴隶制盛行，大量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被迫参加集体劳动，于是宗教的灌输就显得非常重要。

奴隶主们制作了许多大型青铜鼎来进行祭祀，他们把“神权”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灌输到每个人的脑海中，告诉奴隶们:你一出生，就注定了这辈子的命运，你之所以每天辛苦劳作是为了向天神贡献！

在今人看来，商朝是一个很搞笑的时代，处处充斥着“神”的影子：商朝人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去祭拜鬼神，向上天祈祷。

上自达官贵族，下至奴隶贱民，都相信“天神”的力量，所以这个时代的巫师很受欢迎，他们是神的代言人。

这个时期，人说了不算，神说了算，于是就变得很玄乎，因为谁也不知道神到底说了什么，只能由巫师来传达。

早先的巫师或许还比较公正：多次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进化论与启示，越到后来巫师就越没水准，他们掌握了舆论大权，成了既得利益的代言人，利欲熏心，借着“神”的旨意宣传自己的命令，把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颠倒是非，都是打着“神”的招牌。

反观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也是“神权”统治，任何与《圣经》不一致的想法都被视为异端，一切由教皇说了算！

在这种背景下，宗教发出的所有言论都是为自身利益集团服务的。

到了16世纪时，德意志的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革”，倡导人的生活不是为了上帝，而是回到个体自身，每个人也不用通过神职人员与上帝沟通，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

人们开始关注现实世界，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人权”与“自由”成为关键词，所带来的爆发力是惊人的。

中国的周王朝，也正是这样一个由“神”到“人”的转型时期。

周公把商朝的“神本位”回归到“人本位”：昔日的什么鬼神、占卜之术都放到一边去吧，不要再相信这些玄乎的东西！

人之所以能够替代神成为世间的合法统治者，是因为依靠自身的“道德”力量！

在今人看来，“道德”二字已很遥远。

但在周朝，你可要知道这个概念有多么吸引人！

因为对当时人来说，昔日的“鬼神”已不再束缚他们了，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努力去修炼“道德”，从而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去实现人生价值一决定权在自己手上。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精神的脱魅和宗教的世俗化是近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句话用在中国周朝也十分适合。

世间重心从“天道”转移到“德行”上来，甚至只要人的道德修为够好，便可以与天、地并列，成为“天地人三才”。

道德修炼，就是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遵循宗法制的君臣关系，对上孝顺忠诚，对下仁爱克制，以家族内部血缘为纽带扩展到整个天下——亲亲尊尊”的人伦大纲取代了“占卜巫术”的鬼神崇拜，由此奠定了中国三千年文化政治之格局。

周公旦终结了商王朝的鬼神时代，确立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尽管这种合法性尚且还是一家一姓的合法性，但它由上而下衍生出来的文化，已经比当初的鬼神文化进步很多。

周公之后，孔子又再一次把这个意识形态推而广之。

如果说周公的道德还是停留在贵族阶层，那么孔子通过设私学、教授大量平民子弟，就把“道德”这个概念平民化了。

孔子告诉我们：普通百姓修炼自己的道德，也能成为君子！

君子，亦即精神上的贵族。孔子还进一步确立，“德”的核心在于“仁”，所谓“仁者爱人”，每个个体存在的合法性在于是否爱人，而不在于敬鬼神。

“人”本身被抬高到重要地位，而对于宗教世界里的鬼神，孔子的态度则是“敬而远之”，可见与商朝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了。

这便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他与欧洲的马丁·路德、禅宗的六祖慧能一样，把神权世俗化，把贵族精神平民化，把高深的“道德理念”转化为通俗的日常生活，用生动平实的语言把“亲亲尊尊、君臣父子”融入百姓日用之中，教导人们怎样孝敬父母、怎样兄弟和睦、怎样与人为善、对朋友讲信用、对上级忠诚、对下级仁爱。

所以，周公离我们尚且很远，而孔子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第二次人文主义思潮在魏晋时期，主要表现在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对个体意识的认识儒家思想虚伪没有实话，是魏晋名士“个性自由”对两汉以来“名教礼法”的否定。

说来也很有意思:当初周公、孔子创立儒家思想，是为了破除商朝神权的专制，可久而久之，儒家自身又走向神坛，成为新的专制。

两汉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它既是儒学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儒学沦为统治桎梏的时期，阴阳两面总是同时存在。

西汉经过武帝、宣帝、元帝几代爷孙对儒学的连续推崇，已在全国形成风气，这股风气的好处是统一了意识形态，缺点则是由于恪守礼法，不知变通，开始陷入虚伪做作之中。

儒学经由董仲舒的修改之后，就形成“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一整套专制思想体系，到西汉末期，已是儒生遍地，他们夸夸其谈，好古非今，只知道玩文字游戏和高唱忠孝节义，却做不来实际事务，不知变通，把事情弄得很糟，比如大儒王莽及其手下一帮儒生就是典型代表。

再到东汉建立，汉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学儒出身，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中大半是儒生出身（“东汉功臣多近儒，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孚合”），与西汉开国的功臣多是“杀猪卖狗”之辈可谓天壤之别。

于是东汉崇儒之风更加盛行，愈演愈烈，“经学”成为东汉士人的进身之阶，许多世家大族都以经学传家靠这个才能做国家公务员。

东汉末期，这种现象泛滥成灾。

所谓的知识分子，都是徒有虚名、道貌岸然、迁腐僵化，“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全社会充斥着假道学，这些儒生浮华交会、相互标榜，“忠孝名节”形同虚设，弥漫着沽名钓誉之风，东汉也因此病入膏肓、人才凋零、大厦将倾。

东汉末年，“另类牛人”曹操上场了，他率先打破这种虚伪礼教。

曹阿瞒不是士族大家出身，只是个太监养子的后代，但他才华出众，个性突出，说了很多大实话，做了别人不敢干的大实事，给那些冠冕堂皇的儒生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成为实际领袖之后，曹操开始打压门阀大族，提拔一大批寒门出身的下层人士。

曹操提倡“唯才是举”，甚至是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都要提拔。

在《求贤令》中，他甚至公然宣称：“西汉的陈平与嫂子有染，战国的苏秦施展阴谋诡计，可是他们都是安邦定国之才，陈平帮汉高祖定下伟业，苏秦救燕国于危难之中，所以只要有才能就该重用，至于德行好坏并无关系！”

曹操的“唯才不唯贤”理论，是公然挑战主流价值观儒家思想虚伪没有实话，这一方面使得曹操手下人才济济；另一方面也招致儒生名士的猛烈抨击，骂曹操为“赘阉遗丑”，是汉室奸贼，乃至士族门阀都联合起来攻讦曹操。

西汉末年有王莽篡权，东汉末年有曹操专权，可这两个人在当时的评价却天壤之别。

大儒生王莽受到时人追捧，乃至数万人劝谏他自立为帝；曹操被人们骂得狗血淋头，始终不敢取代汉朝——两人的区别在于，王莽篡权只是“政治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而曹操抨击儒家的假道学，乃是“文化行为”，摧毁了旧有价值观，无法被知识分子所接受。

但这种趋势并未减弱，到了司马氏专政时代，“反名教”倾向更加突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魏晋名士涌现出来。嵇康、阮籍、向秀、山涛等人，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又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言行举止都揭露和讽刺旧有意识形态的虚伪。

这其中，嵇康是精神领袖，也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他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本来是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而儒家的“名教”恰恰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嵇康采取了与儒家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放荡不羁，独立世俗，纵情饮酒，癫狂做派，藐视权贵。

嵇康的怪异行为受到热捧，人们称他有风骨、是贤人，这种反常现象在今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

但如果我们身临其境，把之前两汉的儒家僵化对人性的束缚也纳入进来，就可以理解“魏晋风骨”的缘由——嵇康是对旧有价值观的反叛，是对僵化意识形态的挣脱。

做流氓很痛快，做个“有文化的流氓”更痛快，嵇康就是这样一个有文化的流氓。

他的经典名言“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是一句流氓术语传遍大江南北，意思是说：打破社会规则（名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然），所谓的商汤武王、周公孔子这些权威都见鬼去吧！

知识分子们都效仿他的言行，热衷于谈老子、庄子，鄙视谈周公、孔子。

反传统固然是一次进步，但是搞过了头，就陷入另一个极端了。

继“竹林七贤”之后，人们都依葫芦画瓢，越发没了规矩。

两晋时期，士族群体对家国天下的“大事”不甚关心，关心的只是自我精神世界的“小事”，他们笔下的文字多为华丽辞藻，用典颇多，故作高深，古奥难懂；他们为人张扬，另类古怪，标新立异，对个体性格的发挥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

在晋代，清谈、玄学是最受欢迎的。当然，这种反传统的人文主义，到后期已经走火人魔了，与第一次儒家走人僵化桎梏类似，第二次个性张扬演变成刻意的放纵，士大夫们甚至还开始吸毒了（五石散）。

晋代就这么过去了，不提也罢。

第三次人文主义思潮是在唐宋时期，这一次主要表现在平民阶层的苏醒上。

是“平民文化”对魏晋六朝以来的“贵族文化”的否定，人性的解放又进了一步。

唐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它的前半期承接六朝以来的贵族文化，后半期开启两宋的平民文化，这其中，“古文运动”是重要转折点。

随着两税法的施行、科举制的普及和商品经济的兴盛，豪强大族已经瓦解了平民阶层获得极大的自由，“土农工商”阶层已经被打破，允许自由流动，他们可以读书进入仕途、可以进城里做生意，这些平民的自身经济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之后，便自然会关注精神世界了。

这一次人文主义兴起的标志是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一说来也很有意思，韩、柳的口号是“复兴古文”，要回到秦汉时期的平民文学，否定的是南北朝以来的贵族文学，是一次“否定之否定”。

与之类似的，是欧洲13世纪的“文艺复兴”，否定的是中世纪神权统治，复兴的是古希腊人文精神，也是“否定之否定”。

禅宗说人生有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正是世界循环往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价值观。

古文运动”发端于中唐，这个时代正是世家大族没落、平民进入上流社会的时刻。

平民出身的文人们要求平实、直白的文章，淘汰了六朝以来那种追求浮华、辞藻用典的华而不实的文体，《文心雕龙》式的阳春白雪已经被下里巴人的草根文人们所唾弃，取而代之的是“唐宋八大家”的直白通俗的散文。

这种文风的转变到了宋代更加明显，昔日里不入流的街头市井的“词曲”，竟然堂而皇之地进入上层。

填词、唱曲等从前只是伶人娼妓的谋生手段，现在成为宋朝文学的主流，姜夔、柳永、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市井优伶填写的歌词传遍大江南北。

宋代政治风气也为之一变，文人治国模式诞生，士大夫群体有发表独立观点的权利，不会遭到政治人身迫害。

自宋仁宗以后，朝廷的党派结盟也渐成雏形，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目标诉求，俨然有一股官僚民主之风，取代了皇权集中思想。

这并不是巧合，而是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相互影响、渗透：多次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进化论与启示，如同欧洲近代以来，在经济层面有工业革命、在文化层面有个性解放、在政治层面有制度主化，三者其实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

宋代之后，一直到明朝中叶，社会才又发生了第四次大变革。

第四次大变革是令人纠结而彷徨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并未成功，错失了世界近代良机。

晚明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与今天如出一辙，很多地方都很相似，有很多借鉴的地方。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已经极为兴盛，尤其在长江流域，两湖江浙的稻米足以供应天下，纺织品、瓷器、盐业、各种经济农作物的发展，已经在经济基础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雇佣”契约关系取代了“附属”人身依附关系，确立了人自身的本位意识，平民百姓自我权利受到了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人文主义思潮再度涌现。

王阳明心学崛起于明中叶，这种理论强调人的自我意识，由程朱理学的外界决定论转向本体主观主义，带有反传统的精神。

王阳明给明代社会吹进了清新的空气，起到了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阳明心学”是明清以来最巨大的思想贡献。由阳明心学中的一支发展演变而成，是以王艮、颜山农、何心隐、李贽等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强调人的自心自性的醒悟的，要求人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

汤显祖、袁宏道等人的作品以及空前繁茂的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中的优秀之作，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都宣扬了反封建礼法、追求人性解放的人文精神。

在政治思想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张众人共治、民众是天下的主体，要求对君权和政府权力加强舆论监督和制约，认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儒家思想虚伪没有实话，人各得自利也”。

以上是中国古代四次人文主义的兴盛时期，到了近代革命，也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第五次人文思潮。

再到今天中国，随着网络这种媒介的应用，第六波人文主义思潮涌现，个体意识受到史无前例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