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争鸣：儒家与现实相悖的相悖，复礼

提到春秋和战国时期，大多数人的印象之中儒家思想在秦朝的发展，那是一个文化井喷的时期，是一个路上随便走过来一个人都能和他讲上一段道德经逍遥游的时期。

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带动下，重回百家成为了一种口号，所有现代人都以为当时的思想是自由解放的。可百家争鸣说穿了与信息的透明度、政府的喜好直接有关。当时全国分裂成数个国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施政方针，所谓的诸子百家都是不同施政方式的体现。同时不同国家的存在，也极大地促进了法家兵家等等流派在领导阶层的影响。虽然儒学、法学这些看似士人创立的独立的思想流派，实际上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权势。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还是服务国家。所有的文化，最终目的就是消灭别的思想，而政府的强大可以让他们一步到位。

儒学法学的世纪之争

虽然诸子百家都有着不小的名气，道家、墨家、法家也流芳百世。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最早开始是法家占据统治阶层。法家脱胎于儒家，契合了以军事斗争为主的战争式政权，这样的国家像是一个国家机器。对外战争极为团结，但是忽视对内的怀柔，用具体的刑法统治，必然在当时无法触及核心利益，苦的还是生而为奴的劳苦大众。

之后的儒家看中民众的潜力，并吸收法家在管理国家上的一些政策，割裂了集权制度的特权阶层，从而成为了之后所有朝代的蓝本。

1.儒家：与现实相悖的克己复礼

孔子在自己的一生都在执着地追求自己的思想得到统治阶层赏识，当时的社会处于极为严重的社会动乱之中，孔子却似乎是在一直背着社会思潮行进，一直在追求着回到曾经周朝的秩序井然。核心思想“仁”地提出也是主要面对统治阶级，“后来者”孟子更是直接了当地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不可一世的统治阶层打上施行“仁政”的标签。

到了战国末期，国家的实力极具膨大，之前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千乘之国”已经算得上是大国了。可这时，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岐山之西，秦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儒家的那一套统治理念变得有点不合时代。毕竟作为思想，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是没有用的，儒家无法像法家一样纯粹为现实情况而生，自然是随着时代潮流逐渐萎靡不振。

2.法家：一个现实的现实主义者

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数能赢过儒家的思想，法家对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几乎与罗马法同时期出现的法家，一经出生就注定了只有权力阶层才会使用它。法家以法制和专权为核心，提倡强国富武，提高国家的实力是法家得以施展政治抱负的基础和保证。

作为战国时代在统治阶层最流行的思想，几乎所有的强势的国家都是使用了法家来治理国家，曾经一度兴盛的魏国，东方最强的齐国，还有战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商鞅变法”。这些都在标志着，法家是最为适合国家的施政方针。

也是法家开始意识到，权力已经是成为一件独立的东西，而不是皇族天生就有的，更多的士开始在这时进入“食肉者”的阶层。

3.统治阶层的最终对决

著名作家奥威尔曾经说过：“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儒、法两家经过了几百年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两者都在战国末期依旧具有数量可观的信徒。儒学并不是在战国之中一败涂地，而法学也在吴起改革之后的身死中深受其害。儒学本身所含有的普世众生的思想是具有现实性的，所以即使是没有统治阶层选择，作为一份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潮，儒学依旧是满足了劳苦大众的学习需求。

而法家就不像儒家一样过分要求个人知识的学习积累，在国家的广义上，法家只需要一个个像是工具一样的机器，这样推动着整个国家机器运行时不会出现任何的思想上的独立。统治阶层最终选择法家是历史环境的选择，是社会既得利益者最终利益的选择，儒家也将进入一段黑暗的时期。

国家决策从特权贵族走向特权人民

秦汉之际，整个国家最为重大的一件事就是战争，因而，战争可以让一切不符合战争的行为都停滞下来。可当战争结束，战时状态也就没有任何的用处了。战争之后，战争本身也被“战争”了。这是一个历史不可改变的趋势。

在战乱的时候，英雄辈出，思想也是非常自由，而一旦结束战争，整个思想就面临着重新洗牌，汉朝如此，隋唐也是如此，安定的社会不适合战争的严苛刑法，更适合社会安定容易让人得到满足的思想流派。

1.军事贵族制度在战国之后面临危机

在西周分封制的时候，分封的不仅仅只有土地，还有一部分的统治权力和军权。分封制只是中央政府为了统治边关所采取的的一种行为儒家思想在秦朝的发展，本意上不是为了让他们自己独立。可手里有了钱粮，自己的实力大过国家的时候，地方就不会这样想了。贵族不可能只想着当贵族。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到了东周，各个诸侯国纷纷独立，形成了贵族政权。

基于整个国家的最终目的是统治全国，这些贵族都是作为军事贵族登上历史舞台的，上位是要靠自己的军功的。吃老本的贵族逐渐被淘汰。

随着儒家放开“士”之下阶层的学习，贵族在文化方面的权力一夜之间变为虚无，任何贵族的言论行为都受到下层人士的破译，这个对于贵族本身是不亚于之后“科举制”的影响。所以一旦军事贵族让下层人民可以替代，那么贵族这一层次也就不复存在了。

2.真实历史难辨真伪地“焚书坑儒”

《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中记载，秦始皇公元前213年在咸阳宫举办一次宴会，宴请了几十位著名的学者，听取他们关于国家政事的见解。其他的一些学者比如周青臣就在这种场合颂扬秦始皇的功绩，“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作为具有强烈社会理想主义的儒生淳于越却站出来反对这种观点，“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直截了当的说明了秦始皇现在的施政有着明显的不足，应该效仿古代的周朝，建立礼乐。

秦始皇作为一代君王，不可能连一点反对的思想都听不进去，随即下令对这种观点进行辨析，李斯作为二把手，知道秦始皇既然下令讨论，肯定是对这份进言有所不满，因而上书“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得到这样的支持后，秦始皇开始了焚书。

关于这段历史，各方都是众说纷纭，连年的战事使得真实情况失传百年，而当时西汉逐渐地扶正儒家，“罢黜百家诸子百家争鸣：儒家与现实相悖的相悖，复礼，独尊儒术”。《史记》更是只提到了“焚诗书，坑术士”。只字未提焚书坑儒。

儒家在法家当政下的秦朝确实不好过，毕竟统治阶层用的是法家的律法，所有的教育行为在当时也是处于管制状态。参政者大多都是法家，儒家学者在秦朝的地位很低，虽然儒家在风波始末并未受到严重波及，之后仍然有很多的儒生在政府之内任职，但是始终被法家压一头。

柏杨在自己的《中国人史纲》之中就说到：“嬴政大帝虽然焚毁儒书，目的只在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对儒家学者，仍继续保留他们的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研究。”

这也成为了之后儒家翻身的基础。

3.西汉：儒家意外中兴，士人成为朝廷的中坚力量

意料之外的是，西汉的开始依旧是延续着秦朝以来的法家的统治。在各个方面推翻了秦朝的制度，唯独留下了秦朝的根基，西汉重新确立了分封制，不过和秦朝的郡县制进行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分封的范围。

短时间内，社会的各种矛盾得以缓解，百姓从生死未知到生活安定儒家思想在秦朝的发展，整个国家似乎回到兴盛的局面，文景之治成为汉朝巅峰的前夜。

而在任何繁荣下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诸侯国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膨胀诸子百家争鸣：儒家与现实相悖的相悖，复礼，亲属关系在几代人之后化为虚无，汉武的削藩已经触及诸侯国的实力和底线，土地制度在几十年的运行之中兼并严重。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强盛之中。

汉武帝明白了，这个时候需要某种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一些改革的举措是有用处的，为了加强集权，汉武帝手下的儒生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把君权和神明联系到一起，提供了权威性；提出了“独尊儒术”，力证有助于社会安定的儒家适合社会的发展；提出“三纲五常”，制订了封建王朝的最深的根基，制订了大到朝廷小到个人的行为道德标准。

儒朝的建立使得人人都可以从最低的阶层到达最高的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贵族制度受到打击，士族取代贵族成为统治者施行统治的主体。

总结：

社会只会取用最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思想。所以在战国的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快速让国家强盛、军事实力暴涨的法家兴起了。而到了大一统帝国，需要安定天下，施行经济建设，解放生产力和破除思想束缚，则是儒家一统天下的时刻。

儒家的秦汉之路，就是在说明没有永远一劳永逸的思想，任何时候，任何东西，都是因为本身需要存在，不适合发展自然就会自己失去竞争力。最后儒家还是吸收了法家的内核，单纯的儒法无法面对变幻的社会。历史不讲对错，只讲能否前进。

参考资料：

《史记》

《中国人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