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的区别，你知道吗？

第一讲语言与文化

一、语言

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言仅指有声语言，即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的符号系统。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四个子系统。广义的语言包括有声语言和文字，文字是记录有声语言的一套符号系统，文字产生以后，语言就不仅有口头存在形式，也有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面存在形式。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和情感交流最重要的媒介，语言也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认知世界的工具，同时也是记录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似乎是个很平常的东西，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语言对于每个个体以及整个人类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性。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认为，人类生命的特殊标志就是除了一切动物都有的感觉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生物体对刺激做出反应）之外，人还有符号系统。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人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 。人不只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且还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这里所说的符号包括艺术的想象、神话、宗教仪式等，但其中最典型、最稳定的是语言的形式。[1]

二、文化

历来对于文化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20世纪有关文化的定义就有100多种。这些定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文化有关民风民俗的文章，专指精神文化，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 ，该定义强调的是精神方面的文化，即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指每个民族为了生存与发展，积年累代，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通过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各种成果和成就的总体。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苏联学者谢班斯基这样给文化下定义：“文化是人类活动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价值以及受到承认的行为方式。”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认为文化的确切含义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所谓‘一种文化’ ，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2]

一般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如生产和交通工具、日用器具、服饰、饮食、房屋等，是一种显性文化。制度文化是指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如饮食习惯、建筑工艺等生活制度，婚姻形式、亲属关系等家庭制度有关民风民俗的文章，教育、宗教、礼仪、法律等社会制度，以及有关这些制度的各种理论体系。心理文化包括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于隐性文化。[3]

三、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语言本身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演变与人类思维、社会发展、交际需要、自然生态等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语言又是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建构、发展和传承的主要载体，人类及其文化活动的成果都是因语言及其文字系统的传载而得以流传广布。在人类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语言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文化的不断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正如著名语言学家柏默所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相互协助和启发。”国内外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古代之文字学和训诂学都涉及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东汉文字学家许慎作《说文解字》，对9353个汉字追踪溯源，析字之结构，探字之本义，同时反映了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自汉代至清代，在对经籍的注疏训诂之中更不乏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精辟论述。在现当代的中国学者中最早对语言与文化关系进行专门探讨的首推罗常培，20世纪50年代罗常培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着重从语词的含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被誉为“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4]。在西方，有近代学者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关于语言与精神文化关系的论述，他认为语言决定人的世界观；有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他们认为语言决定文化；德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赫尔德则认为，语言的特质就是该国文化的特质。美国人类学家A﹒怀特说：“人类的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就仅仅是动物而不是人了。”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曾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众多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都进行过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

语言是记录和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方面，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历史著作、文学作品，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及其创造的文明硕果；另一方面，语言文字本身因其产生于特定文化环境而被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成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比如，汉字“纸”的偏旁为“纟” ，这是由于该字产生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那时中国曾用丝絮造纸，因此“纸”字的字形保留了有关古代造纸技术的文化信息。又如，北京话有个歇后语“万寿寺弯腰——顶儿上见” ，是对旧时北京城万寿寺和西顶娘娘庙的庙会民俗的记录。再如，语言中的借词记录了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传播，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与之相伴随的是长期以来两国语言文字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日语中大量的汉字词以及汉语中大量的日语借形词就是最好的明证，通过对借词的研究可以揭示文化交流的路径与过程。

语言不仅记录、承载文化，其对文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某些文化现象的形成以及对其所作的阐释就有赖于语言。例如，民间老寿星的画幅中画有寿星、寿桃、鹿和蝙蝠，表示福禄寿三星高照，这是由于“鹿”与“禄”同音，蝙蝠之“蝠”与“福”同音。由于“蝠”和“福”谐音，蝙蝠在京津冀地区还是一种象征吉祥的动物，因此在过年时，民间剪纸作蝙蝠形，贴于窗户和墙壁上，象征福气。又如，过年时我国很多地区都有吃鱼和年糕的饮食习俗，以祈盼年年有余，年年高，这是由于“鱼”和“余”同音， “糕”与“高”同音。再如北方民间旧时婚礼习俗，在新婚夫妇进洞房前，由一位年长的女性亲属向寝帐撒枣栗，并唱《撒帐歌》：“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 ，这是利用“枣”与“早”谐音，“栗子”与“立子”谐音，从而取“早立子”的吉意。可见，以上民俗行为的产生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反映了语言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四、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可分为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社会方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是由说话人的职业、社会阶层、年龄、性别等的差异而导致的语言变体。一般人所说的方言是指地域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是语言地域分化的结果。由于人口的迁徙、疆域的扩大、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等原因，一种语言会在不同地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变体，即地域方言。方言与地域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在语言分化形成方言的过程中，地域文化为之提供了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物质与精神给养，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文化底蕴的地域方言。我国古人早已发现地域方言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现代学者林焘先生指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幅员辽阔、方言复杂的大国。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方言之间的分歧就已经相当明显。孟子在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的时候，就曾经以当时方言的分歧作为例证：‘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下》）要想让楚国的孩子学会说齐国方言，必须把他送到齐国去住几年才行，可见当时齐国方言和楚国方言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了。”[5]人们对方言的收集整理从很早就开始了，“从周朝到秦朝语言与文化的区别，你知道吗？，王室每年秋天都要派官员到全国各地搜集地方歌谣和方言，集中保存在朝廷的‘密室’里，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是十分重视方言的，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秦末战乱中全部散失了。西汉末年，著名文学家扬雄见到了一些残存的资料，就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向全国各地到长安来的人做广泛的方言调查，用27年的时间编成《方言》一书，记录下了大量的各地方言词语有关民风民俗的文章，而且一一加以解释。”[6]

方言作为一种在特定区域通行的、有别于共通语的活态语言，传承的是丰富的地域民俗文化，彰显的是独特的地域文化个性。作为一种活态的语言文化，方言生长于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传统习俗中语言与文化的区别，你知道吗？，被掌握共同地方风物、历史、习俗等地域亚文化的民众所熟知、运用，充当着对该地区文化进行记录与传承的“活化石”。[7]方言的形成与特定地域人们特殊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生产方式等密不可分，地方文化结构深埋在方言结构之中，方言中保存着历史、文化的遗迹，因此方言研究对于真正把握各地人们文化独特性的深层结构，往往有很大的帮助。

语言与文化的区别，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