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道家思想对杀戮的区别 论《吕氏春秋》的理论特征和谋略思想（下）

“鲁氏春秋”形成于战国后期。这一时期，战国动荡的时代即将结束，国与国之间的强弱分明，世界由“乱”变为“治”。同时，统治阶级也重视道教和儒教。吕不韦整理编撰的《吕氏春秋》以道家为主要宗旨，并借鉴儒家、法家、纵横、名家、农民，是一种治国之策。墨家和战略家的积极理论成就。作为杰出的商人和精明的政治家，吕不韦的主要兴趣当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治国之策。因此，《鲁国春秋》的主要理论追求在于治国之策和治国之道。鲁迅《春秋》实际上是一部政治战略书籍，其政治战略是战国后期最重要的理论精髓之一。

吕布韦

首先，《吕氏春秋》强调法治要以道为本，法要顺自然

《吕氏春秋》虽汲取各学派之学说，涵括各种观点，但以道家学说为基础。 《吕氏春秋》强调顺应自然之道，从自然之道中寻求治理之道的正当性和正当性。 《吕氏春秋•序》记载的事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立场：“我想问你关于十二世纪的事。文心侯说：‘我已经知道了黄帝教颛顼的原因。大法在下，可以遵从，为人父母。'盖文，清朝古时，天地之法。这清楚地阐述了吕不韦仰慕黄帝教颛顼的事例，并认为只要能明白天上有天，下有地，天地之道就是规则。儒家和道家思想对杀戮的区别，君子能顺天道而治国。显然儒家和道家思想对杀戮的区别，“法与地”是吕不韦坚持的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而“天地法则”就是坚持“天下太子”的理念。

《吕桂公春秋》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阴阳和谐不长为一等；当露水时下雨了，没有私心；万民之主，不是一个人。”这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观，“天下非一人天下”，是蒋太公“天下”观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据史料记载，文王曾问姜太公：“我怎能服事天下？”姜太公答道：“天地可建，则天地可容；信可盖天地，天地才能约定；有天地，便能构想天地。 ；有恩，则能护天下；有权，则不失天下；无疑，则天命不改；时间不会变，这六样东西都准备好了，就可以治天下了。” （《六道·武道·顺启十六》）姜太公强调，君王必有“六行”，才能治好天下。 “六要素”是：君子的能力必须超越天下，才能容天下；正直必须超越世界，才能克制世界；仁要超越世间，世间才能温柔；善良必须超越世界，才能保存世界；实力必须超越世界。只有超越世界，才能不输世界；遇到问题，要坚定不怀疑，就像天体的运动一样，无法改变，就像四季的更替不能轻松，你能不能把世界管理好。

《鲁氏春秋》明确将“天下非一人天下”的观念视为天地之道。解释统治世界的统治者是一个完全可变的结论。君子可以拥有天下，君子会失去天下，因为“天下”就是“天下”。

第二，姜太公认为：“利天下者，天下开；害天下者，天下闭；创天下者，天下有德；杀天下者。 ，天下为贼；入天下者，天下相通；天下贫，天下敌；天下安，天下倚；天下危，世人必患之。十六”）也就是说：能造福世人的，世人就会拥护他；能伤害世人的，世人就会受到伤害。难免会反对他；能为天下人关心和生存的人，天下人都会感激他的好意；他敢杀天下人，天下人就会消灭他；如果他能顺从天下人的意愿，天下人就会臣服于他；他若使世人贫穷儒家和道家思想对杀戮的区别 论《吕氏春秋》的理论特征和谋略思想（下），世人必恨他；谁安居乐业，世人必依之；谁让世人受苦，世人就会离开他。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只有有德的人才有资格统治世界。

《鲁家春秋》用道家的观念来说明德君得天下，德君失天下的道理。四时也是无私的行为。修身养性，万物生长。” （《除私》）显然，唯有“行德行”，才能“万物兴旺”，而君王治国，当然要“行其所为”。德”，他就能征服世界。

显然，《吕氏春秋》以“法天地”为治国之根本。这是秦国非常罕见的治国理念，长期以来一直以法家为主导。吕不韦认为姜太公将“天下”与道教相结合，阐述其治国之策，值得关注。

《陆家春秋》

二、《鲁氏春秋》阐述君王之道和治国之策

在治国之道上，《吕氏春秋》除了坚持道家的基本立场外，还借鉴儒家、法家、名家、宗衡等学说来阐述其治国之道。治理国家。

从《吕氏春秋》一书的结构来看，在“十二时”、“八景”、“六说”中，在“十二时”中，先论述了天道之道，而主要讲自然规律和天象四季，强调“天地规律”和“顺应自然”；下面的“八策”和“六论”主要讲治国之道。 “六论”是关于君臣的规矩和君臣的关系。 “八表”和“六论”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王道”理论和治国之策。

首先，《吕氏春秋》阐述了“君之立群”的观点。

《吕氏春秋》中有一篇专论“王道”的文章，论述了君主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文章认为，古代没有君主，当时的人们过着合群的生活。他们只认识他们的母亲，却不认识他们的父亲。鞋子、衣服、腰带、房子等，没有装备、车辆、船只等，这是没有君主的祸害。因此，对君臣之道和君臣之道的问题，不能不进行认真的考察。世界上自古灭亡了许多国家，但君权之道并没有被废除。正是因为君主的存在，才对世人有利。因此，那些不按照君主的原则行事的人应该被废除。有立者，就是按照君主的原则行事的人。王道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坚持为群众谋利益，而不是为王自己谋私利。

文章阐述：“凡人的本性，是爪不足以自卫，皮肤不足以抵御寒热，筋骨不足以抵御伤害，而胆量不足，但凶猛。以狡虫为食，寒热燥湿不可逆转。不仅有自己的准备，而且他们成群结队地聚集邪恶！可以聚集在一起，而且是也互惠互利。利益来自于群体。然后利益来自于群体，人也准备好了。”

这意味着，就人类的本能而言，爪牙不足以保护自己，皮肤也不足以抵抗寒冷和炎热。筋骨不足以使人趋利避害，勇气不足以击退凶兽，阻止威猛之物。然而，人仍能主宰万物，降服毒虫毒兽，防寒、夏、燥、湿之害。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先有准备，而是因为他们可以聚集力量。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可以互惠互利。人们可以在群体中互惠互利，建立君主制原则。因此，当君主的原则确立后，利益就会从群体中产生，人民的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显然，君主确立的基本原则是为了产生集团利益和发挥集团优势，而不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在这里，通过讨论君主对社会群体形成的意义，强调了人民的概念。

《陆家春秋》

其次，《吕氏春秋》阐述了“为天下长远利益着想”的观点。

《吕氏春秋》的“昌黎”篇讲述了尧掌天下时，伯承子被养为太子的故事。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薄承子高辞去太子耕种。禹去看他，他正在耕田。禹快步走上风头，问道：“尧掌天下的时候，你立为太子，如今传位给我，却辞去太子之位，这是为什么呢？”高曰：“尧治天下，不赏而人行善；不罚而人惧恶，人不知怨，不知喜，自好比小孩子的欢乐，现在却有奖赏，惩罚频频，人却在争利不服，道德自衰，自利由此而生，未来也将开始混乱。你走了？你还不打扰我种地。” ，薄成子高高兴地种下，不再回头看余。

在伯承子高看来，封建领主名声显赫，荣华富贵安逸幸福儒家和道家思想对杀戮的区别，继承人可以得到宠爱，但他拒绝做封建领主。这是为了阻止后代的混乱！

因此，《变利》一章强调：“为世之人，应为世间之长远利益着想，坚守其身，犹如身于己身。利益虽有二倍大到现在，不方便将来。长远来说，也不可能为了他的子孙利益而做。”这种“为天下长远利益着想”的观点，是君臣治国的基本要求。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即使现在可以得到双倍的好处，但如果对后代不利，就不要去做；即使可以舒服很久，如果只是为了为自己子孙的利益，你不应该这样做，君臣都应该坚持这个原则，卢家春秋对君、道、臣的规矩，显然是非常的。不同于宗衡家族争权夺利的目标，更多的是吸收先秦儒家的家族责任感和国情。

再次，《吕氏春秋》提出了用人观，即“智者求助，而不能管事”。

用人是政治家的一项重要战略。 《吕氏春秋》强调君主要重视贤才之士的使用，反对自己动手。它认为君主和普通人一样，智力和能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最重要的是利用别人的各种特长，突破自己的局限，才能治好国家。 它强调：“假人的优点弥补了它的弱点，所以假人有世界。”

智君不必事事亲力亲为，不必忙于琐碎的事情，而是选拔重用有德有才的人才。用人比做事更重要。 《吕氏春秋》强调：“有智慧的主人努力谋求人，而不是在管理事务。” （《吕氏春秋》） 一个睿智的君主，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人才，而不是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做小事上。比如管仲作为齐国丞相，什么事情都不需要自己做，也不需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取而代之的是，他用人才，“不承认自己的无能，而是把五个儿子做到最好”。坚强。

《吕氏春秋》也强调君主用人时要善于运用群众的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优势、优势和劣势。 “凡事皆长，无短板，人亦然。” 《卢氏春秋·梦夏姬·永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无论是美是丑，是善是恶，是善是恶，都有自己的特点。各有各的智力和能力优势，各有各的局限。君子用人，关键在于能善用民之才，以“民之白”为袍，集民之智以成事。 “世上没有纯白的狐狸，但有纯白的皮毛，可以从所有的白狐身上取。” （《鲁春秋·孟夏姬·公用》）人才亦然。能取诸智者，才是智君。

《鲁家春秋》处处非常反对“有前途”的君主，认为如果君主纠缠于具体事务，是不可取的。 “不知如何乘物而依父母，剥夺其智慧，倍增其教谕，以自立”（同上），以为凡事皆可，而且凡事亲力亲为，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君主。 “不能做君主的人，会伤身、伤心，操心心眼，越是危险的国家，越是屈辱，越是不知所措。”疏忽和逃避责任；其次，君主本人精疲力尽，精疲力尽；第三儒家和道家思想对杀戮的区别 论《吕氏春秋》的理论特征和谋略思想（下），君主自身的缺点更容易暴露；四是治理机制受损，君主本人无法监督、纠正错误、惩处错误，管理混乱。

《鲁氏春秋》非常值得关注，劝君自己动手。到处都在“做某事”，很难做大事；

此外，《吕氏春秋》还提出了“以德治国”和“治身治天下”的理念

先秦学者积极探讨治国论。其中，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孔子向往原始社会末期和尧舜时代的“大同”社会，因为那个时代更加民主公平，但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原来的民主、公平制度将不复存在。因此，孔子盛赞周朝的礼社会，力图恢复周礼。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思想并没有受到诸侯的欢迎。当时各国需要的是富国强军的政治军事战略。孔子的思想不为诸侯所接受。但在战国末期的秦国，儒学开始受到一定的重视，因为法家理论的一些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而《吕氏春秋》仍然更加重视儒家的治国方略。 .

《吕氏春秋》一方面吸收和改造了儒家维护“君”的思想，主张建立“天子”，维护“国”。今已毁，天子已灭，乱大于天子不在。”他主张：“为世人长远考虑，不如安放天子。”强调：“天子要抓着一个，所以也要抓紧。”高度重视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另一方面，《吕氏春秋》积极吸收儒家“以德治国”的理念，主张“凡治必先定，君臣父子夫妻”，并明确“同与异，贵贱之别，长幼之义。” . 《吕氏春秋孝道》专门论述了孝道在巩固政治制度中的重要性，认为“孝道是三皇五帝的首要任务，也是治国之道”。它是儒家“德治”理论的基本理论原则，是政治伦理理论整合的重要体现。 《吕氏春秋》将其纳入政治理论，将其作为治国之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吕氏春秋》不仅注重“德政”的伦理秩序，更注重君王自身的道德修养。 《古我》一文分析：“昔先圣王成身，天下成，治身而天下。故善影响者，不受声所影响。善影者，不为形而为天下，不为天下者，在身。不好。他的礼节还不错，就是四国。一切身亦如此，所以反之则身善；人善；民乐备君之道，官受治，民得利。” （《鲁家春秋•季春记•我的祖宗》）

本文借鉴了儒家的修身之道。它说的是，古代的圣贤君主，只有正式成就自己，才能成就世界，只有能够规范自己，才能规范世界。就像闻回声的人不理会回声而注意声源，看到影子的人不注意影子而研究形式一样，统治世界的人也是如此。不应该着眼于世间的大事，而应该着眼于自己的修养。 《诗经》云：“有德有德者，礼节不犯错。懂得礼节，遵守礼节的人，可以影响四方，让更多的人为人正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古圣人不注重治国，而是注重自身的修养和提高。只有修身养性，才能弘扬仁义，才能提高人民的素质；唯有修炼得好，才能真正领悟王道，与众生相处。官员管理顺利，百姓也因此受益良多。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也将儒家修养的原则与道家的基本理论相结合。道为胜天，义为利身，君为避身。不监听身，利身静，胜天顺性。” （《吕世春秋·吉春集·仙记》） 即“逆道而身”、“行义为人”、“为君之道”、为官治民，为民谋利，关键在于能“无为”，而“无为”之道的根本在于顺民意。天啊，而“无为”的本义是修身养性。国王懂得“无为”，即做事之道不能用手做，只有不亲自做事，同时懂得监督臣民，才能心平气和。修养自己，才能顺应自然，治理天下。

《吕氏春秋·离苏兰·离苏兰》也明确指出：“为天下为国，不如用德行义。有德有义，民信则无酬，恶必止而不罚，此是神农黄帝之政，有德有义，四海之大，江水之大不能夸大；太华之高，会稽之危，不能阻；孙武兵赫鲁鲁的教诲，不可能是这样。所以，远古君王，德归天地，四海，东，北，南，极端的太阳和月亮。”这就是说，无非是用德治天下，无非是行仁义之事。有德有义，人可以不劳而获，而恶可以不刑而止。这是神农和黄帝的政策策略。四海之浩瀚，大江之长流水，不能抵挡德义之用；华山之高，会稽山之陡，势不可挡；河路的教育，孙武、吴起的军队无法抗拒。所以，古代君王的德行，遍及天地，四海，东、西、南、北，直至日月照耀。

《吕氏春秋》等“以德治国”的观念，是秦国非常难得的治国之策，长期以来崇尚法家理论。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在推行法家路线。虽然法家思想对秦国新封建政权的崛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促进秦国的繁荣和强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法家严惩严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吕不韦组织他的追随者编写了《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以道家为基础，融儒、墨、法、明、农、纵横等学说为一体，为国策天下。 《吕氏春秋》十分重视儒学。它是儒家“德治”思想、礼乐教育、仁政博览、君子修养的重要治国方略。 . ,是对商鞅法家思想的修正和补充,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