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其演化和发展处于双重影响

【摘要】：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其演化和发展总是处于双重影响之中:一是来自于哲学体系的外部。它内在地包含了现实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对哲学建构的意义,通常可从社会和学术两个层面来分析其和哲学之间的这种关联;二是来自哲学理论自身。哲学理论或观点的提出,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对此之前相关问题的思考、解决和建构。从这个意义而言,哲学无法脱离其内部传统对它的影响。中国近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自然离不开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只是在中国近代,这两个因素对哲学的影响,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意义。它以“古今中西”之争的形式作用于中国哲学,从而引领了中国近代哲学独特的哲学视域和问题走向。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中国近代哲学已经从学术史和思想史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样态。在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价值论这些哲学基本形态中,中国近代哲学既与西方哲学相关理论融合和呼应,同时又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相关理论的哲学思考。不仅如此,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现实,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得中国近代哲学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思考,促成了中国近代政治哲学的形成。本文所说的中国近代哲学,内在地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理论层面的哲学,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价值论;二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哲学,即同政治哲学相关的内容。

必须一提的是,从道家思想角度而言,近代哲学家对传统道家的定位、评价以及儒道关系等等问题,虽然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组成部分,如将其放入论文核心部分,势必会打乱论文的总体逻辑结构,但是又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因此将其归入论文附录中。此外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其演化和发展处于双重影响,道家思想在中国近代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哲学中,它同文献学、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领域之间表现出某种关联。作为一个相关的基础性的学术积累,本文将其一并放置于论文附录中。从结构来看,本文由三大部分组成:绪论、主体部分和结语,主体部分共分五章论述。在绪论中,首先对《中国近代哲学与道家思想》一文展开题解。第一要务就是对“中国近代”予以界定。在对史学上广义和狭义的“中国近代”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指出本文所称“中国近代”是就狭义而言的,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这个历史时期。不采用广义上的“中国近代”的原因在于:道家思想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哲学发展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理论视野。接下来,划定“中国近代哲学”在时间上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以时间为标准,即以狭义的“中国近代”的起止时间来划定其研究主范围;二是以人物为依据,即以学界公认的近代思想家、哲学家为依据,并且包含了对中国近代哲学有重要影响但因某种原因被归结为“现代哲学”的思想家,如胡适。

以上是围绕着论文的研究主体“中国近代哲学”来展开题解。就论文的研究对象“道家思想”而言,本文所称“道家”是指道家哲学,不包括道教的内容。这种取舍的根据是为了突出论文的研究角度,即以哲学为视域,而不是学术,也不是思想,更不是历史。其次,绪论对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梳析。最后,阐明本文的研究特色。以上是论文在绪论部分的主要思想。第一章《中国近代哲学与“古今中西”之争》,阐释了中国近代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将“古今中西”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视域。与此相关,首先对“西”予以厘清,将其研究范围限定在以欧洲和美洲哲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即通常而言的“西方哲学”,并简要回顾了西方哲学从古至今不同时期的哲学理论形态。其次,简要阐释了儒学和佛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的理论特色。儒学在康有为那里,经过“孔教”向儒学的回归后获得了重建,在康、章之后经学时代终结,而陆王心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中受到高度关注。佛学在中国近代也出现了复兴。最后,对古代道家思想的发展进行梳理,阐明道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的特点。道家思想以独特的理论视域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水平,成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派。在其后的发展中,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合流,形成了稷下道家和黄老道家;与儒家思想合流,形成魏晋玄学;与儒家、佛教思想合流,形成了宋明理学。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它接续清代的考据学、朴学、经学等传统,又深受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哲学上表现出独特的问题域。道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以两个方面的内容呈现出来:一是来自于近代思想家和学者对先秦道家思想的研究和评判;二是本身具有道家情结和精神取向的思想家对道家思想的全新阐释。第二章《形上之思的发掘》,首先阐明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及其主要内容。在欧洲哲学中,形而上学专指研究宇宙本体或者实在问题的学说。它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本体论、理性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和理性神学。现在,形而上学指的就是本体论的问题。它是对普遍性及其相关的偶性、实体、因果关系等范畴的研究。其次,从六个不同的问题层面,具体分析了中国近代哲学中道家思想的形而上学内容。一、从“道”与本体或实体的关系来看,王国维以西方哲学关于实体的理论为参照,指出“道”就是实体并分析了“道”所呈现的宇宙性质问题。西方哲学是从物的普遍共性中找寻本体或实体。他以中国传统哲学“无独必有偶”的辩证思维方式对实体的论证,体现了中西哲学在此问题上的分野。二、就普遍性与道家思想中的性和德等的关系而言,“性”反映出绝对的普遍性,“德”体现的是质的普遍性,同时具有类的普遍性的特点。

严复对“性”和“德”的诠释,注重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他对普遍性问题的关注,呈现出思辨的一面。章太炎是从“名相”与“齐物”的关系角度来论证普遍性的问题的。三、从规律、势和物理公例的关系来看,严复认为宇宙的发展问题即“天道”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势即“人道”存在着一致性,胡适从“道”的“无成势”推出了“因时为业”顺应自然的处世法则。二者以社会和个人为出发点,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推演出人道的普遍法则,丰富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四、从因果关系和道的内在联系来看道家思想的优点和不足,严复从中西哲学的视野,强调“道”是宇宙的第一因。梁启超则将因果律视为获得理性之知的手段。二者对道家思想中的因果关系的阐释,侧重于以“因”为“用”,用形上之思来指导社会实践。五、在大演与道的问题上,指出“天演”即进化的过程就是道的运行过程。道是自然演变历程的总名,大演的真相在于“自化”和“各适得其境遇”,进化就是因循道的自然。进化思想是中国近代形而上学的特殊理论。六、阐释了时空和道的关系。用“宇宙”来描述道,体现了时空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用“无”来解释空间问题,则体现了科学对形而上学理论的影响。最后,阐明了中国近代形而上学关注经验世界和注重对各种精神资源进行整合的总特点。

第三章《经验和知识》,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哲学中道家思想在认识论上的内涵和特点。第一,认识论中的主客观问题。严复通过对“道者同道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其演化和发展处于双重影响,德者同德”的诠释,指出了认识的本质问题即主客观之同物相感;以此为基础上,严复在对“信不足与有不信”的解析中,区分了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以主观和客观为中心,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严复借助道家思想的“知”、“心”和“常心”等范畴,阐释了唯心哲学的主旨;而梁启超则是从“不期精粗”的“道”那里,得出了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问题。第二,经验视域中的“接知”和“谟知”。严复指出,经验是经过证实的认识,在生活中应该予以重视。对此,严复从不同来源上,区分了两种认识即“接知”和“谟知”。“接知”指的感觉和经验,主要指的是感性认识,也包括理智的直觉。“谟知”指的是理性认识。严复强调,“谟知”有两种推理形式,他称其为“内籀”和“外籀”。“内籀”即归纳推理,“外籀”即演绎推理。最后,严复指出了“接知”和“谟知”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切认识皆源于“接知”。第三,阐释了知识论的一般问题。首先,王国维借助列子思想中的“大小长短之辩”,指出了知识标准的客观性问题。知识标准的客观性,指向的是知识的确定性问题。

这是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因此,知识标准上的主观随意和不自然,是知识论的大忌。其次,关于言对认识的限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谭嗣同认为,名、言存在着分别,因此它表达的认识就具有了界限。章太炎则认为,“言”具有主观性,它所表达的认识就带有主观性。最后,阐明了知识的规范性问题。王国维通过列子的怀疑论,指出了知识必备的条件即知识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可信性?合理和合法地接受什么样的知识?等等。第四,指出了知识的内容即“是非之名目”之知与真知。“是非之名目”之知与真知指的就是经验知识与先验知识。综上所述,通过对道家思想中的认识论内涵的挖掘,与古代哲学相比,中国近代哲学在认识论领域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严复所倡导的经验论以及王国维所追崇的知识论问题。这与实证主义及科学思潮对它的影响有关。第四章《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澄明》,主要从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层面挖掘和分析了道家思想的价值论蕴涵。从个人价值的层面来讲,道家思想的内在精神可以成为指导个人行动的实践智慧道家思想的优点和不足起名专家,有助于事功的建立。曾国藩对道家思想的践行就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道家思想中“无所为而为”的自由意境可以开显艺术化的个体生活。此外,道家的“德论”强调“正己而物正”,这种“私德”不仅体现了道家风骨,也是批判旧道德和异化的道德的手段。

就社会价值的层面而言,在中国近代哲学中,道家思想表现出了经世致用的一面。魏源将《老子》视为救世之书,严复则强调《老子》在治国上的价值。王国维通过对“小国寡民”思想的分析,论述了道家思想在政治上的价值,提出了有关政治理想和治国之术的问题。康有为则认为“小国寡民”思想说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可见,道家思想有助于净化政治。除了从个人和社会角度对道家思想价值进行分析外,论文最后指出,自然主义是道家思想的价值旨归。对道家思想价值的讨论,也涉及到价值的区分、功能导向以及价值选择等等问题,对于研究近代哲学价值论思想有一定的意义,也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价值论内容。第五章《道家思想对政治哲学观念的影响》,共阐述三个主要问题。第一,通过近代学者对道家思想的研究,阐明了有关平等的理论。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谭嗣同借助对“仁”的道家阐释,指出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主张;严复通过对“安、平、太”的疏解,阐释了平等、自由和合群之间的关系,挖掘了平等的伦理学意义。章太炎则是从人与人、人与动植物以及人与物的角度,阐释了“齐物”中的平等。他认为五无和神权都是阻碍平等的因素,对此要进行扬弃乃至破除。以上研究深化了中国近代政治哲学中的平等理论,尤其章太炎的平等视角,不但区别于西方的平等理论,更注意到了平等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第二,论述了中国近代自由学说和道家思想的关系。首先,以人与人的关系为视角,于“物各得其所自致”中透视了个体自由的问题,并指出了政治治理对自由的意义。其次,通过对“在宥”的理解,考察了政治上的国家,指出异化的国家是不自由的原因。最后,从物我关系入手,指出自由就是“无待”和“真我”。第三,挖掘了中国近代民主学说和道家思想的关联。首先,从对“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的阐释中,指出了实现民主的途径。其次,指出道家思想中的“以贱为木,以下为基”的内容体现了民主的基础。最后,通过对“小国寡民”的诠释,得出了民主的真相和标志问题。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自由和民主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启蒙具有重要意义。结语中,首先,简要而具体地总结了道家思想对中国近代形而上学、认识论、价值论和政治析学的影响。其次,指出了论文在选题和研究视角中的新意以及在论文逻辑构架中的种种考虑。再次道家思想的优点和不足,阐明了论文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的特色。比较法是论文最突出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问题的阐释注意古今、中西和视角之间的不同,因此论文逻辑层次较为分明。在研究内容上,本文是以中国近代哲学为主体,以道家思想为研究对象。就论文核心内容而言,重点挖掘中国近代视域中的道家思想在形而上学、认识论、价值论以及政治哲学方面的蕴涵和特点,并以此为理论视角,透视道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哲学理论上的推动和影响。换句话说,就是道家思想在何种意义和维度上促成了中国近代哲学的理论形态和特色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指出了道家思想和中国近代哲学之间的理论张力和问题走向。最后,指出了论文存在的阈限问题,表现在同道教、西方哲学和现代哲学有关问题的讨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