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夫子：“数而达乎德”的层次

孔老夫子说过：“幽赞而达乎数民间京房易占秘法，明数而达乎德”，这个“数”，我们很熟悉，气数，命数，术数里面都有这个字。在现代人眼里，此类东西都被归到了封建迷信里面，其实，在古代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科学。因此，孔子才会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孔老夫子：“数而达乎德”的层次，不明白其中的科学道理，只能是盲目的迷信，这是巫的行为。

当然，研究里面的科学道理民间京房易占秘法，还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明数而达乎德”，也就是说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果达不到哲学的高度，“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那只能是“史”这个层次了。“史”，古代称博学的首席文职官员为“史”，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个职位往往掌管着天文、历法、占卜等国家大事。

孔老夫子把官方认命的首席专家都不放在眼里，认为他们只是通晓某个具体科学，还没有达到哲学的高度。由此可见，孔子将儒家易学的定位非常高。因此，从孔子以下，大多重视义理，对于卜筮，多避而不谈。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汉初，《经学通论》中说：“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

当然，这种将“阴阳术数”和“义理”对立起来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颇，毕竟，连孔子都不排斥占卜、算卦，而且还时不时算上一卦，竟然有70%左右的准确率，绝不逊色于现代所谓的易学大师。对于易学研究者来说，只讲象数，不讲义理，难免会落入“巫史”之流；而只讲义理，不讲象数，那么又会让人觉得夸夸其谈民间京房易占秘法，不切实际。

不过，孔子讲的“数”和阴阳术数的“数”是不是一个概念，这倒是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五行家等等，竞相开放，用不同的理论阐述各自的不同见解。其中，易学的象数理论和五行家的阴阳五行学说，都是企图用一种数理化的符号系统构筑一种宇宙模式，用以说明整个世界的整体联系和内在运行规律，是诸子百家中最为接近现代科学的理性思想萌芽。

易学象数：河图、洛书、天地之数、大衍之数、万物之数

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十天干、十二地支、六十甲子

百虑一致，殊途同归。

这两种分别根植于周文化和商文化的思想学说，因为是对同一个对象的不同描述，因此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多年的碰撞和交汇之后，终于在西汉时期达到了融合。

推动这种融合的第一人首推西汉大儒——董仲舒。

汉武帝在推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西汉社会也流行这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就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涌动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一样，刚刚经历了秦末多年战乱，天下方定，因此黄老道学、方士方术、阴阳灾异之类大行其道。

董仲舒作为儒家学者，却从这种社会思潮的流行中，窥得了登天的梯子。他把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和儒家学说混杂在一起，发展出一套董氏新儒学，并以此打动汉武帝，从而确立了儒家两千年的文化主导地位。

显然，董仲舒为后代的儒者打了一个样，也就是结合自己所学，如何抓住流行趋势，投上所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虽然《周易》中也有象数之学，但是它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阴阳五行这些学说来源不同，因此遭到了正统的易学的排斥。

这一现象的改变，直到孟喜、焦延寿、京房三人的出现。

孟喜，生于汉昭、宣帝之时，即约公元前90-前40年前后，字长卿。东海兰陵人。孟喜习《易》，与施仇、梁丘贺同学于田王孙。他自称得到了田王孙的真传，说：“老师死的时候是枕着我的膝盖，所以只传给了我”。其实，这恐怕是孟喜假借老师声望抬高自己地位而编造的故事。同门梁丘贺揭露说：“老师死的时候施仇在场，当时孟喜回老家了，哪有他说得那回事？”

孟喜向田何学过易，这是事实，但是他编造故事为自己贴金，据说是因为他得到“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以阴阳灾异解说《周易》，和正统的儒家易学不完全一样，所以大家不认可他是田何的正宗传人。正因如此，最初朝廷推荐孟喜做博士，皇帝听说孟喜不是正统易学，就否决了他。一直到宣帝时，孟氏易学才进入官学，获得了和同门师兄弟施仇、梁丘贺并列的机会。

孟喜的易学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就是把易卦和天文历法联系了起来。比如他把十二个月的气候和《易经》的六十四卦中的十二个卦对应起来，这就是十二消息卦。在十二消息卦基础上，再进一步将60卦配合一年365.25天，平均一卦合六日七分，这就是六日七分法。这种把易卦和时间结合在一起，把卦爻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对应起来孔老夫子：“数而达乎德”的层次，进行吉凶占验的学说，叫卦气说。

虽然，《易传》已经反反复复地说，易卦源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但是并没有告诉大家具体的方法，因此后人也就权当说说而已，并不当真。对于现代研究《易经》的人而言，十二消息卦是司空见惯的知识，但是对于汉代的人而言，易卦和天文历法能够如此联系起来，这绝对是极其新鲜的知识，因为人们第一次看到，哇，原来易卦还能这样玩。

焦延寿这个人呢，估计和孟喜有些类似，都是野路子出身。他自己说曾经和孟喜学过易学，但是孟喜的弟子白生、翟牧都不承认，所以很多人认为焦延寿是从隐士那里得到传授，为了扬名立万，托名孟氏而已。

焦延寿有自己的卦气说，和孟喜类似，但不完全一致，但在使用易学象数解释阴阳灾变方面，不逞相让。不过，焦延寿足以显示其独树一帜特点的是他的著作《焦氏易林》。

《焦氏易林》源于《易经》，但是又有迥异独特之处。《易经》一共才有六十四卦，卦辞64条，爻辞386条。而《易林》则一共有4096卦辞。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很简单，每一个重卦64种变化，一共64x64=4096种变化。

举个例子来说，乾之乾卦：道陟石阪，胡言连謇。译喑且聋，莫使道通。请谒不行，求事无功。

全篇都是这种四言一句的古体诗，如果当做文学作品看也不错。关键还能够用来占卜。这个就很牛逼了，文王和周公加在一起，才弄出386条，而焦延寿一个人就弄出了4096条。

由于焦延寿没有说出这其中的道理，所以到底是真的学有师承，别有洞天，还是故作神秘，故弄玄虚，这个就不好说了。

不过，从历史上的记载来看，焦延寿曾经做过一个很有名的预言，证明他的学问并非浪得虚名。

焦延寿有一个学生叫京房，深得焦氏易学“真谛”。这个京房和同为易学学者的另一个前辈“同名”，但是这种同名不是无意中的撞车，而是京房的有意为之，至于这是不是为了求名的捷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京房，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人，吹律定姓为京。至于怎么吹得，方法已经失传，但至少说明李君明同学对音乐比较精通。

京房在音律理论、乐器改良等方法都有自己卓越的贡献，但阿伟哥不通音律，所以无法详说。

京房师承焦延寿，把焦氏以阴阳灾异论易的做法推到了极致，到处宣讲，甚至连皇帝也被打动，召来问对，也算是走了董仲舒的老路。

把灾异与政治相联系，这种作法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京房的创新在于，他把这种关联置于易学的框架之内，从而令人耳目一新。说实话，灾异与政治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联系，要想以灾异干政，就必须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要有充分的了解，还要洞察其发展变化趋势，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判断，再把这些预测与自然灾害、反常天象结合起来，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应该说，京房不乏这方面能力。汉元帝初元四年，他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京房趁此机会，“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显然，如果不能准确地做出预测，京房是不可能获得了元帝的信任的。

京房仕途的腾达，使这一易学流派在当时声名大振，对后世影响极大。但是知徒莫如师，焦延寿大概看出了京房性格的缺陷，以及以易干政的危险性，曾经不无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最后结局果然不出焦氏所料。

《易》是一种天人之学，推天道以明人事，文王和周公以此建立意识形态和典章制度，孔子将其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孟喜和焦延寿将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和最新的天文历法成果和易学相结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京房则通过易学卦象和阴阳灾异来干政，虽然有谋取个人仕途之嫌，但依据的道理是根据天道运行的正常规律来调整人伦王道君臣父子的正常的秩序，与历代儒家对易学义理的根本理解相符合，当由于缺少政治智慧，不知进退，导致杀身之祸，虽然可惜，但也不失一个儒者的本色。

在易学的历史长河中，京房之所以驰名，是由于他开创了“京氏易学”，首创引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入易，推动了象数易的发展，成为了现代六爻、火珠林法的祖师爷。

当然，他这套东西不见于前代的记载，确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有可能确实来源于所谓的“隐者”，或者是某种地下文化的隐秘传承。因此，有一些人认为京房易中的八宫卦序和纳甲纳支，其实传承于《归藏易》，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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