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新月还有10天，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要防控？

今天是4月20日，月相为83%的亏凸月。

It is April an of .

距离新月还有 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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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乾一

上海疫情爆发已有一段时间了。在此过程中，上海经历了从动态防控到严格封锁的转变，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和争论。本文试图回答在此轮疫情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期深化对疫情防控相关问题的理解并引发新的思考。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为什么要防控？目前，有很多声音提倡要将新冠病毒、特别是本次流行的奥密克戎变种当作“大号流感”来看待，这种看法是否可行呢？本文认为，这并不是可行的。

首先，新冠肺炎病毒有着较高的传染率，这使得它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规模远超普通流感，若完全不加以防控，那么它将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传播。诚然，较高的传染率如果没有较高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与之搭配，那么这种传染率也是不足为惧的。但是，新冠病毒的危险之处正在于它有着较高的传染率、重症率和死亡率。并且，这一死亡率还没有高到能够在它传播出去之前就杀死宿主，以此减小病毒传播规模的程度。所以说，新冠病毒好像就是为了打击现代人类社会卫生体系而存在的病毒一样，它的高传染率使之难以彻底控制，而它较高的死亡率又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忽视它。这就使得我们虽然很难防控它，但又不得不防控它。最后，感染新冠病毒还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遗症。一项研究曾对25万例既往感染者（重症为主）进行了追踪研究，其中54%的感染者一个月后仍有症状，55%的感染者二到五个月之间仍有症状，54%的感染者六个月后仍有症状，具体包括味觉失常、记忆受损、认知功能障碍、食欲减退、皮疹、抑郁、睡眠时长、肺纤维化、运动能力下降等等。[1]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称新冠肺炎为“大号流感”，但是从感染率、重症率和死亡率、后遗症等角度来看，它都远大于流感，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防。

[1]Groff D, Sun A, AE, et al. 'Short-term and Long-term Rates of of SARS-CoV-2 : A '. JAMA Open. 2021.4 (10)/ . doi:10.1001/.2021.28568.

我们说要防控新冠疫情，我们真正所担忧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担忧的是医疗资源的挤兑。如前文所述，新冠病毒有着较高的传染率、重症率和死亡率，如果不加以防控，就会导致大规模的感染以及相应的较大规模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依照统计数据，今年一月到三月，全国报告新冠感染者10余万人，其中重症和危重症为197例，占比约0.2%。相比之下，我国ICU床位数量却只有每10万人4.5张，这一数据在美国为21.6，在日本为13.8。也就是说，如果全部中国人都感染新冠肺炎的话，每10万人中转为重症的200人中，只有4.5人将会得到有效的救治。而且，这些ICU床位还基本分布在发达地区，较不发达地区或许没有得到有效救治的条件。

通过中国每10万人拥有4.5张ICU床位这一数据我们可以推出，中国目前拥有ICU床位约63000张，那么按照0.2%的重症率，我们最多可以支持约3150万人同时感染新冠肺炎，这一人数如果再增加就意味着将会有人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而3150万人大约占到中国人口的2.3%。而自去年十一月底奥密克戎被命名以来的两个半月里，全球已记录了1.3亿确诊感染病例。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全面放开”的话，感染数量将会很快超过3150万的红线，由此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使得许多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造成较高的死亡率。

其次，我们还会担忧过高的死亡率。根据香港此轮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来看，香港病死人群中，没有接种疫苗的病死率是3.2%，接种一针疫苗的病死率0.96%，接种两针0.14%，接种三针0.03%。当然，笔者认为，该数据中未接种疫苗3.2%的病死率实际上是有偏的，因为未接种疫苗者多是观念较为守旧的老者，或者是因有各类基础病而无法接种疫苗的病人，由此使未接种疫苗者的死亡率较高。如果我们假设中国的三针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了100%，采取0.03%的死亡率来推断，315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也会造成近10000人的死亡。而如果这一事件实际发生的话，这一数据只可能更高，如果全国人都受到了感染，那么这一数字将达到44万。要知道，依据香港数据，接种一针疫苗和接种三针疫苗后感染新冠的死亡率相差30倍。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当前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数量约为32亿剂次。由此可推得中国人均接种疫苗2.3剂。如果我们采取香港的死亡率，那么在全中国人都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下，将会造成大约200万人的死亡。如果再叠加ICU床位不足的影响因素，这个数字或许会更高。如此高的死亡人数，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难以接受的。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爆发也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新冠肺炎患者平均的治愈时间约为两周，这就意味着即使没有任何防控措施，感染者也将会有数日时间无法正常工作。这对于经济的有序运行，特别是对制造业企业的有序运行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要知道，2020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由此不难看出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深刻影响。总而言之，如果完全放任疫情不管，对一国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一方面，过高的死亡率和医疗资源的不足使得人民的生存权利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本身对经济发展也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也将对居民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什么是上海防控模式？它是否可行？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上海的防控模式总是被人们津津乐道，比如上海曾划定了全国最小中风险地区等等。总体来说，上海防控模式的本质是在最低程度地影响居民生活的基础之上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从这一出发点而言，上海防控模式是值得借鉴的。

但是，上海防控模式是建立在若干前提之上的。首先，上海有着十分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无论是治理的硬件条件、物质资源还是治理模式都较为现代、成熟。这实际上为上海的疫情防控打下了非常深厚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基础。其次，上海作为一座规模巨大的一线城市有着较为雄厚的新冠肺炎防治资源储备，这使得上海有着疫情防控的物质底气。再次，上海有着与现代化治理体系和精准防控措施相匹配的治理受体。治理作为一项政府行为，与其被治理的受体之间并不是一个一元决定的关系，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如果空有先进的治理体系而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治理受体，那么这种治理体系也是无处着力的。最后，最重要的是，上海防控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全国防控局势总体可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全国长期本土零新增的总体局面，那么上海的防控模式也是难以为继的。可以说，实践经验证明，上海防控模式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呈现零星新增态势的时候是一种十分值得借鉴的防控模式，它不是一封了之、一封到底，而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人性化的防控方式，在零星新增的情况下，这样的防控模式既能够有效地防控疫情，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经济正常运行以及人民政策生活不受到影响。

但必须澄清的是，上海防控模式绝对不是所谓的“躺平”或“放开”，它本质上是在自身治理能力范围内，以最小的代价带来最大的防控效果的一种防疫模式。一方面，它具有上海本身的特色，它建立在强大的治理能力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不是能够为任何地方所直接照搬的。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有承载能力的限制，当疫情的规模超过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也会失去其本来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防控模式是一种“有条件的”好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适用。

在每日低新增、零新增的整体状况下，精准的、人性化的上海防控模式是值得学习借鉴的，但是在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情况下，还是应该采取更加迅速和有力的措施，以便防止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快速蔓延。日常的疫情防控需要理顺千头万绪的化劲，而面对疫情的爆发还是需要快刀斩乱麻的刚劲。因此，在笔者看来，现在很多对于上海防控模式对错的讨论实际上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具体防控措施如何，还是要因时因势而定，它既有值得借鉴的一面，也同样有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

目前，上海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心痛的事件，其具体成因为何？笔者尝试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加以分析。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加以阐述，经过经典作家和学者们的反复提炼，它目前被简洁地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尽管学术界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否是“一元决定”关系、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在何种基础上对生产力、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有所争论，但这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

依据上文被高度概括的原理，笔者认为目前上海出现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以下两点。第一，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来考察，我们认为，上海当前所采取的防控措施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与上海的经济基础、经济关系是不匹配的。众所周知，上海早在上个世纪初便因为各种原因已经率先向世界开放，传统的封建经济关系解体得较为彻底，而市场经济关系则实现了全面渗透。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疫情历史数据，国家也十分重视上海的这一鲜明特征，将其作为各种开放政策的试验田，这也进一步深化了市场经济关系在上海的渗透。这样的经济关系就决定了相比于其他的城市，市场规律在上海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上海采取的政策也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这实际上也是疫情防控上海模式的客观基础之一。如前文所述，当疫情规模超过了上海模式的承载能力的时候，上海模式便不再有效。为了有效地控制疫情，避免疫情向全国蔓延，我们采取了更为严格、行政化色彩更加强烈的防控措施。

然而，这种防控措施所需要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治理体系，是上海并不具备的，由此造成了一种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错配”——上海缺少那种中国许多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所具备的那种人员充足、层级明确以使得上级能够如身使臂的科层制管理体系。由此造成了以往在各地相对行之有效的严格防控体系在上海并不能做到“即插即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乱象，这不得不说是令人痛心的。

第二，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他甚至做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重要论断。马克思认为，这种交往范围的扩大，将人从具体的人身依附关系当中解放了出来。但是这种依附关系又由具体的人身依附转换为了抽象的物的依赖，因此这种解放是不彻底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普遍交往关系上的社会，正基于此上海疫情历史数据，有学者将马克思的学说称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普遍交往越来越由线下走向线上（在笔者看来，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同人类普遍交往的发展是一种双向决定关系，人类普遍交往的需要在其中更具决定性作用，在此暂不做进一步探讨），而新冠疫情带来的隔离与封锁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趋势。但是，人类毕竟是栖居在现实世界中的生物，人类毕竟需要先满足“吃喝穿住”等基本需求才能够“创造历史”。[2] 因此，线上的普遍交往最终仍需要线下的具体依托，而在当代社会，特别是在当前的中国，更特别是在上海这种高度现代化的发达城市，这种线下的具体依托正是靠着现代化高效物流体系而实现的。而上海疫情发展到目前这一步，为这一现代、高效的物流体系按下了暂停键。这相当于直接打断了现代社会人类普遍交往的具体依托，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上海出现了种种生活难以得到保障的状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距离新月还有10天，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要防控？，2009年，第531页。

简言之，社会越发达，人类的交往范围就愈加扩大，而人本身对于这种交往的依赖也愈加深刻，而这种交往的集体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高效的物流体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商业体系而实现的，打断了这一物流体系实际上就切断了现代人类存在之“根”。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上海疫情中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上海目前采取的防疫措施所需要依托的治理体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与上海高度市场化的经济基础不相匹配；（2）对于一个像上海这样高度现代化的发达城市而言，切断作为现代人类普遍交往的具体依托的现代物流体系，对其居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基于以上分析，上海现存的问题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解决上海疫情防控目前所处的窘迫境遇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恢复现代物流体系在上海的正常运作。具体而言，在保持目前封控状态暂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让自建货仓、自有产品的京东以及目前主要转向同城业务的顺丰主导上海的物流体系运作与资源的调配、分发。由于京东、顺丰有较为高效和成熟的物资、人力调配系统，因此可以完成人力难以企及的2000多万人的资源调配、分发工作。在此过程中，成立以传染病学专家和政府相关人士组成的专家负责提出疫情防控建议并疏通在此过程中存在的各类矛盾。同时，可以尝试建立专供物流人员的集中隔离住所，尽量保证物流人员在住所、仓库、小区间三点一线。物流人员的隔离住所应配备足够的生活物资以及药品，并设置分区以保证有感染风险的物流人员能够单独隔离。只有保证了城市物流体系的有效运转，上海居民的正常生活才能得到基本保障。

第二，拓宽医疗体系线上渠道。上海除了基本生活保障不到位以外，最大的问题就是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事实上，上海的问题不能从上海本身的视角来考虑，它本身也不是上海一地的问题。由于上海多数医护人员都参与到核酸检测和感染者治疗的工作中，无法满足日常的医疗服务需求。因此，可以从其他地区抽调专门的线上问诊队伍，随时待命为患者解决问诊难题，由此缓解上海的医疗资源压力，将医疗资源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但是，这样的线上问诊机制也需要物流体系的正常运转作为支撑距离新月还有10天，新冠肺炎疫情为什么要防控？，以使得医生开具的处方能够得到现实的执行。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开辟急、重病绿色通道，不能因为核酸原因而拒诊。防控新冠是为了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让人民能够正常的享有紧急医疗服务同样是人民生命权的必然组成部分。防控疫情与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出发点是不能相悖的，在采取任何措施的时候都应当把这一出发点放在第一位。

第三，探索与上海具体实际相匹配的疫情防控模式。之前笔者看到有传闻说，当前的统一部署明确了国内疫情防控不存在所谓某种模式，只有一种全国统一的模式。这一说法笔者暂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在笔者看来，这一主张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不妥之处。事实上，我们认为，所谓全国统一的模式所统一的应该是一种目标和共识，即全国疫情防控的总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全国疫情整体处在低位运行状态，已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运转通畅有序。但是，这种统一并不是在手段上的统一，还是要做到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自身具体情况的疫情防控政策。

事实上，对于上海疫情防控方式的探讨有利于补齐当前我国疫情防控的短板。即，如何在疫情处于高位运行的态势之下，既能够保证人民生活安定、有序，又能减少防控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还能使疫情发展相对可控、稳中有降。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防控政策就会接近于“零感”，在这样的“零感”政策之下，事实上讨论是否要“放开”也就没有意义了。事实上，之所以有不少人呼吁“放开”，就是因为过度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压倒了人民对于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恐惧，这是在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中需要反思的点。

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概念，消极自由更多的是一个免于受到某种外在控制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更多是一种自身对外在的控制欲望得到满足的过程。其实也可以简单地将二者理解为“免于……的自由”（free from ）和“可做……的自由”（free to do ）。而这两种自由之间常常是存在矛盾的。在疫情防控当中，这种矛盾实际上体现为“免于死亡”和“自由生活”之间的矛盾。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现在正处于一种各执一端的状态，但在笔者看来，矛盾双方并非一对一错的关系，没有生命的自由与没有自由的生命同样没有意义。中国人总喜欢大谈特谈辩证法，用“一方面、另一方面”来彰显自己的辩证思维，结果把辩证法弄成了“变戏法”。事实上，辩证法，特别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其来源是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法，这一辩证法最终收敛于合题，而非始终纠结于正题与反题之间。在很多时候，最崇尚辩证、中庸的中国人恰恰在弃绝辩证、悖离中庸。

究竟是要清零还是躺平？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清零和躺平实际上是被建构出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听到了来自英国的“群体免疫论”，即通过多数人感染新冠病毒的方式形成免疫屏障，从而实现对新冠病毒的整体免疫。对比国内采取的各种积极措施，有不少人便将不少外国采取的抗疫方式嘲讽为“躺平”，并同时对国内的“清零”政策予以肯定。

消极对待病毒的方式固然是不对的，但是有不少媒体借此机会在表扬我国卓有成效的抗疫措施的同时，也开始大肆宣扬国外的不作为。这种宣扬最终在人们的脑海当中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印象，即世界上的防疫措施仅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的积极防疫的清零模式，另一种是国外的躺平模式。国内景象是一片祥和，而国外则是一片水深火热。事实上，这样的宣传在疫情初期或许对大众理解严格的防疫措施有所帮助。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社会运作模式之下，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特别是在疫情较为严重之时所采取的一些“封城”等措施，与正常的社会运行模式，甚至是社会运行伦理是相悖的，而通过这种“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语境下的中外抗疫模式优劣的比较，能够为这种“不寻常”的防控政策寻得合法性基础。即，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采取这些特殊措施有益于更好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在笔者看来，正是为了给这种特殊的防控措施寻找合法性基础，一种模式之争才被构建出来。

然而，有一些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所谓“模式之争”渲染成为一种“制度之争”“体制之争”“国力之争”，非此即彼地把抗疫模式分为“清零”和“躺平”两种，清零就是一有风吹草动就一封了之，躺平就是无视疫情听之任之。这背后难道不就是高中教材那种“机械唯物”大战“主观唯心”的哲学观点的影子吗？

事实上，就像邓小平曾讲的，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一样，我们的“清零”不也是“动态”的“清零”吗？这两年国家也一直在努力寻找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重张力之间的平衡。而国外的所谓“躺平”同样也在搞疫苗、搞特效药、搞隔离、搞标准治疗方案，而并没有采取“鸵鸟政策”。笔者认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下，虽然各国都因国情不同采取了各不相同的防治措施，但它们所遵循的都是同一种规律，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在自己的治理能力范围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因此，绝不能为了凸显自身的某种优越而否定甚至污名他国的措施。

中国式抗疫模式，中国式是作为定语修饰抗疫这个根本目的的。绝不能为了手段而无视目的本身。在德国哲学家西美尔看来，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正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弊病。[3] 但手段只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恰恰是不能栖居在桥上的。[4] 总而言之，在“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视阈内，不应该有什么中国模式、外国模式，只有此时此刻有益于人民的模式，它究竟“姓资”还是“姓社”在生命面前都是一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即使有一天，世界都采取了中国的模式，这也并不能说明中国是什么“胜利者”，只能说明病毒的传播规律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根本目标最终使各国达成了共识而已；即使有一天，中国逐步放开了防控措施，这也并不能说明我们之前做的事情是完全错误的，只是防疫政策因时间和客观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而已。疫情防控要因时、因势而变，否则只能是刻舟求剑。无论中国外国，疫情防控只能有一个胜利者，那就是人民。

[3][4]〔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任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上海疫情历史数据，第 11 页。

我们终将往何处去？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任何有识之士都应该明白，我们指望这次的新冠疫情像之前的非典一样突然消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我们最终还是要像同流感、鼠疫等各种传染病“和平共处”一样同新冠病毒“和平共处”。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逐步地放松疫情管控措施，使生活恢复到常态。这首先需要我们在观念上摒弃所谓的制度之争。

习近平曾在讲话中将改革开放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伟大觉醒。这次觉醒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使中国开始向先进生产力开放，向世界优秀的思想文化开放，摒弃了机械的“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争端，使中国更好地拥抱世界、拥抱现代化。那么今天我们也不能再回归到那种“清零等于社会主义、放开等于资本主义”的僵化封闭的老路上，而是要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生命。

除了观念上的变革之外，笔者认为中国最终需要的是一款口服新冠药物。疫情至今，各种防控手段我们基本都已穷尽。我们发现，严格的防控措施会对居民生活和经济运行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而新冠病毒能够击穿注射疫苗后形成的免疫屏障，使得疫苗也不再是一劳永逸的抗疫之举。此前获批的腾盛博药的中和抗体药物因为需要静脉注射，注射时间在一小时以上，如果发生大规模感染，同样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因此，现在我们需要一款能够大规模生产的、能够有效降低重症率和住院率的口服新冠药物。如果感染新冠后能够低价、便捷地得到能够显著缓解症状的口服药物，那么我们对死亡率和医疗资源挤兑的担忧也就不复存在，我们的防控措施自然也就可以逐渐宽松。当前，来自国外的几款口服药物价格还相对较高，尽管可以通过将其纳入医保的方式降低居民的获取成本，但对财政而言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最优选择还是能够出现一款国产口服新冠药物。就笔者所知，目前有三家国内企业正在进行相关研发，但新药研发的失败率非常高，最终能否取得成功仍未可知。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只能是默默祝福。总之，疫情终有结束之日，切莫将封控由手段上升为目的。只有人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

愿东方明珠早日重绽光华。人民必胜。

总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