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由互补推向新境界，背后有什么隐秘？

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家孟子在他的《尽心章句上》中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实际已体现了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的人生观倾向。

由此，各取所长的儒道互补，成为我国后世文人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的重要方法。而魏晋文人将儒道互补推向了儒道合流的新境界，同时催生了特立独行的清谈玄学之风。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争斗非常激烈、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年代。在这个权力冲突功利搏杀的历史背景之上，为什么会浮现出名士崇尚清谈、风骨出尘入画的奇异幻影，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隐秘？

一、魏晋文人由儒道互补到儒道合流

道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以柔弱因循为用，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中国上古及先秦时代的上层精英阶层一直占据主流思想地位。

春秋以后中国社会进入诸侯“大争”时代，主张积极有为、“施仁政”“利天下”的儒学思想逐步走强。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陶渊明受道家思想影响，选择以儒治国还是以道治国，长期争论不休。儒、道相争，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争论的结果，不是你死我活，而是相融相通，和谐产生了吸纳儒家思想的“新道家”和吸纳道家思想的“新儒家”。

于是在如何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甚至治理家庭上，除了用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之外，多了第三种选择：即以儒道互补的兼济理念，来管理天下、管理自身。

这种儒道互补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中国文人。无论是主张外儒内道，还是道中有儒，后世追求卓越的中国文人，往往会注重儒道双修，提升个人的全面修养，以争取自身更高的社会价值。

然而到了魏晋时期，中国文人的儒道双修，居然变成了儒道合流了。

魏晋时期儒道合流的主张内容，大致有以下三层意思：

一是不认为儒家和道家是对立关系，他们都是一种理性的修养学问和处世工具，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增益和互相融通，一起为世人所应用。

二是虽然儒家和道家在“入世”和“出世”外在表现是不同的，但在内在的思维境界、思维方式和思维价值取向诸多地方是相通相近的，因此是能够共存相融的。

三是既然儒家和道家能互补合流，那么在道家中掺杂的神仙思想、鬼神祭祀、谶纬神学、服食炼养等等同样也能和儒家合流，乃至可以广泛吸收中国外国、古代和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

这种广而化之的思潮，自然会引发各种讨论。于是魏晋文人出现了“好玄学”、“尚清谈”现象。具体表现在：

1、玄学兴起

魏晋时期的“新道家”超极限地接纳儒学，几乎把道和儒的思想揉捏在一起，形成了儒道合流。这样就难以区分哪部分属于道，哪部分属于儒。由此，魏晋时期的“新道家”，体现为儒道合流的“玄学”盛行。

比如西晋玄学家郭象在他的《庄子注》中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其意思是说，你身居高位处理国家大事，但你的心态要和在山林游玩一样。

他或许要表达以出世心做入世事、举重若轻的方法论，但对大多数人来讲，是难以把握其中的分寸，显得玄虚莫辨。

2、清谈盛行

魏晋时期的清谈，其实是一场接一场主宾双方辩论会。辩论的话题通常是玄学经典，比如《老子》、《庄子》和《周易》。

清谈的过程就是主宾中一方作为正方先阐述自己观点，而另一方作为反方进行批驳，如此来回数论争辩，有时还要请第三方作总结陈辞。

这本是辩论游戏，但魏晋名士乐此不疲。其实上就是低成本相互炒作，刷存在感，还显得有才学，格局清高。

3、丹药时尚

魏晋文人圈内流行丹药。因为服食炼养属于道家外延的养生术，自然也是儒道合流的重要内容。魏晋玄学家何晏推荐大家服用“五石散”，因为这味丹药助阳强体、延年益寿，于是好多士人去服食“五石散”，结果很多人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发狂燥热、甚至直接升天了。

为什么这些有学问的人，明知服用“五石散”有症状，还要坚持“吃药”不动摇、“瞌药”之风盛行三百年呢？

一方面这些有学问的人迷信古籍记载，认为好丹药真有助于长生不老，只是自己没有遇到好丹药或者服药时间和方法有问题。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许多文人对现世失去了信仰，甘愿赌一把运气。那么这个世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做这种生无可恋的举止呢？

二、魏晋文人的仕隐之痛

空谈，醉酒，瞌药等一系列奇特、略显癫狂行为的产生，自然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脱不了干系。魏晋文人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非常糟糕，用八个字概括，就是时局动荡，政局险恶。

1、时局动荡，志向难伸，魏晋文人的仕之痛

魏晋时期，始于公元220年，结束于公元420年，共计二百年时间；除西晋有二十多年相对安定阶段，其他一百七十年始终处于战争、叛乱和血腥夺权争斗的状态。从三国征战，到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原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在如此残酷的动乱岁月陶渊明受道家思想影响，文人出来做官，根本谈不上实现兼济天下的志向，甚至还有个人生命危险。这就是魏晋文人的“仕”之痛。

于是就有了许多文人放弃仕途、隐居山林的景象。这种故事大家都知道，在这里限于篇幅不详细展开了。

2、政治险恶、入世无门，魏晋文人的隐之殇

曹魏政权为笼络世家大族，推行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就是给世家门阀子弟的入仕，提供了便利。

“九品中正”这种选官用官制度，做大了世家门阀在政坛的势力，使门阀家族身份成为能否入仕的第一标准。

《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描述世家门阀垄断仕途的状况，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寒门文人政治仕途。

寒门文人，根本没有选择“入世”的机会。他们中家庭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只能以“出世”的心态在山水之间或歌舞夜场麻痹自己；而家庭经济条件差的人，只能做权贵们的“力役”。这就是魏晋文人的“隐”之殇。

3、魏晋文人在仕隐之间的折腰之苦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广为流传。陶渊明当时任县令，属于七品官六百石秩位。

晋朝实行优待官员政策，这六百石米只是县令的基本工资，除此以外，还有定期的俸钱俸米和补贴。部分官员还有“职分田”收入。所以陶渊明做县令的实际收入并不低。

但陶渊明还是辞去县令的官职了，因为受不了频频向巡视官员折腰迎送的窝囊气，这就是所谓的文人气节。陶渊明守节故事，成为魏晋名士真风流的标识。

陶渊明并非大门阀出身，但他的祖父做过太守，属于有名望家庭出身陶渊明受道家思想影响，所以他才能有机会做个下品官员。陶家经济条件不差，能交往的官宦朋友比较多，所以他才能够这么任性、辞职归隐田园。

而寒门出身的文人，在晋代根本没有被评品做官的机会，如果没有经济条件做隐士、就要考虑自身生计，通常的出路就是为政府官员做幕宾或做小吏，实际上就是给权贵们做“力役”。

根据晋代公务员工资制度，这些小吏的工资，是由政府以 “力役钱”的名目发给官员，然后由官员自行打赏给所使唤的小吏。

换言之，小吏不属于政府公务员编制内人员，只是官员私下雇佣的编外临时工。

如果小吏们想多拿薪酬，就要献媚巴结官员。如果心存骄傲、自恃才高、不懂得不愿意去讨好官员，你就很难得到留用。这对讲究读书人气节的古代文人来说，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由此，在晋代就容易出现宁可在山林醉死、也不愿侍奉权贵的故事。后世称誉之为魏晋风骨，其实更多的是魏晋文人的无奈和悲苦。

三、魏晋文人儒道合流的悲哀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为什么魏晋文人要儒道合流了。因为儒和道区分魏晋文人由互补推向新境界，背后有什么隐秘？，对他们没有意义。仕或隐的抉择权，根本不在自己的手里。

如果你出身在门阀世家，即使你天天游山玩水，也是官居上品。如果出身在寒门，就注定你会被中正在九品评定中列入下品或品外人士。哪怕你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去努力，最终结果还是“出世”。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为什么魏晋文人喜欢玩清谈游戏。因为做实务，做好做坏，做多做少，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没有实际帮助。

他们这些人，自出生此就注定分成两款人生模式：一款叫“势族”躺赢，一款叫寒门躺平。

因为寒门文人哪怕折断腰，只多也就当个小吏，想在政治上再有所进步，是完全不可能的。既然没有希望，又何必赔上读书人的脸面，还是在精神上捍卫点“风骨”算了。

既然人间关上了催我进取的门，那就试试能否推开成仙的窗。人生总要有点梦想吧，万一实现了呢？在那个动乱时代，生命本就不值几个钱。

结语：

儒和道，两种处世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中国文人，甚至影响中国文人在不同成长时期、不同生存环境中的不同心态。为了使自己的心态很好调节和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魏晋文人由互补推向新境界，背后有什么隐秘？，中国古代文人通过“儒道互补”，寻求进退自如的处世方法。

这种“儒道互补”处世方法，在阶层固化的魏晋时期，完全失去了作用。这就是魏晋文人在仕隐之间，丧失自由选择和转换，所遭受的心灵痛苦。

参考文献：

孟子《尽心章句上》

郭象《庄子注》

《晋书》